任何戰略構想和重大決策部署的提出，都與時代發展和現實背景有著密不可分的內在聯系。就新發展格局而言，也不例外。何謂新發展格局？中央講得很清楚，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如何理解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以及彼此關系呢？回望中國改革開放40多年波瀾壯闊的歷史，我們可從以下維度加以觀察：

　　從改革進程看，上世紀80年代初，伴隨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等一系列改革全面推進，我國勞動力成本的比較優勢迅速釋放。與此同時，國際市場需求旺盛與國內資本極度稀缺形成巨大反差，為我國融入經濟全球化提供了難得的歷史機遇。由此，迅速形成“三來一補”“大進大出”的工業生產和制造能力，推動中國經濟實現了以積極參與國際大循環為特征的持續高速增長。到本世紀初中國加入WTO后，與世界的經貿關系以“賣全球”為主要特征的外循環為主導，逐漸向“買全球”與“賣全球”并行演化。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經濟立足自身人口規模和國內市場優勢，持續推進向擴大內需特別是國內消費需求為主導的增長模式轉型，就是一個重要標志。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審時度勢，及時提出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經濟內生增長動力持續釋放，國內大循環為主體的態勢加快形成，為推動中國經濟實現高質量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從發展現實看，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使“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變化，國際上保護主義、單邊主義上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面臨沖擊，世界經濟進入動蕩變革期。盡管我國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取得重大成果，但是中央一再強調，當前經濟形勢仍然復雜嚴峻，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這就意味著經濟全球化正在進入深度調整期，我們將面對更多逆風逆水的外部環境。在新發展理念引領下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盡早跳出原有發展慣性的所謂“舒適區”，不能過度依靠那種以往模式的國際外循環，而是更加有的放矢地精心籌謀、細化國內大循環主體功能系統設計，進一步激發和強化國內大循環主體內在潛力，努力使過去習慣性以出口導向為主的外循環，加快轉變為進口出口均衡發展、良性互動的雙循環新態勢。

　　在構建我國新發展格局這一重大問題上，黨中央高瞻遠矚，其戰略判斷和抉擇部署是深謀遠慮的，既是立足當前，更是著眼長遠。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一針見血地指出，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由此可見，惟有不失時機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切實建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長期協調機制，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才能在疫情蔓延全球、一些西方國家民粹主義阻撓經濟全球化的復雜形勢下，確保中國經濟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沖破重重阻力行穩致遠。

　　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歷史性發展機遇，到新時代的新發展階段，我們應對了無數困難和風險，也正面臨更多新的機遇和挑戰。表象上看，很多事情具有難以預見的不確定性，但究其實質，許多看似偶然的突發因素，往往隱含著某些必然的深層原因。分析“偶然”，把握“必然”，主動施策，才是制勝之道。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基于客觀發展實際，爭取更大發展主動權的積極進取之舉，是構建通往新發展格局的必由之路，并非迫于國際環境趨緊的被動無奈的選擇，更不能被誣稱為“閉關鎖國”的歷史性倒退。這一點，尤應謹記。（作者：金觀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