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瀏覽報章雜志或收看媒體訪談節目時，筆者發現一些學者總是拿西方經濟學的某個觀點或西方國家經濟發展中的某種現象討論中國經濟問題，其中經常被提到的觀點或現象有：“高消費推動經濟增長”論、“第三產業拉動經濟增長”論、“金融創新加速經濟發展”論、“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論等等。這些評論者以此批評中國這也不行，那也不如人。在他們眼里，這些觀點的“真理”性是毋庸置疑的，是評判先進與落后的唯一標準。殊不知，這些所謂的“真理”別說在邏輯上經不起推敲，就是在實踐上也與西方現實經濟生活大相徑庭。

　　這種動輒拿西方舶來品說事的習氣一方面反映出一些人對西方經濟發展模式存在盲目崇拜心理，對中國道路和中國模式缺乏應有的理論自覺和理論自信，另一方面則反映了西方經濟學和西方經濟發展的經驗依然主導著經濟學話語體系的現實。顯然，要改變人們對西方經濟學和西方經濟發展模式的盲目崇拜，必須揭示其局限性，在全面總結中國經濟發展經驗的基礎上構建中國經濟學學術話語體系，這是當務之急。

　　眾所周知，今日西方經濟發展模式的危機是去工業化的危機，是逐步喪失了物質技術優勢和競爭力的危機。在西方的發展模式中，高消費是一大特點，但是高消費的另一面卻是投資水平十分低下和經濟產出能力衰減。怎么維持高消費呢？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借債消費。這就不難理解今日西方國家的政府及其公民為什么個個債臺高筑。試問，這種表面上的高消費而實質上的借債消費怎么能夠拉動經濟增長呢？一些人拿這樣一個已經走入死胡同的發展模式來批評中國，不覺得荒謬嗎？

　　再如，“中等收入陷阱”命題是西方學者總結拉美一些發展中國家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時提出的。據說，該“陷阱”只存在于發展中國家，而不會發生于西方國家，因為西方國家實行的經濟和政治制度已經幫助它們跨越該“陷阱”。很顯然，該命題實質是在否定發展中國家從本國實際出發制定和實施經濟政策的努力，為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主張提供理論根據。這樣一個命題，對指導中國實現經濟持續增長和人民收入水平不斷提高意義有多大呢？再比如，西方的城市化過程大都以農業人口的大量減少，大量土地變成非農用地，糧食需求越來越依賴進口為特征，一些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化更是以大量失地農民聚集在城市周邊的貧民窟和陷入赤貧為特征，像中國這樣一個世界人口大國要走城市化道路，必須探索自己的特殊城市化道路，無法照搬別國經驗。

　　目前來看，歷史實踐表明，中國經濟的發展離不開科學的理論指導。隨著改革進入深水區，攻堅克難的任務相當艱巨，要求我們必須進一步解放思想、推動理論創新。理論創新的真正核心應是構建中國經濟學的話語體系，而不是簡單照搬西方經濟學，更不能把別的國家經濟發展的特殊經驗當成一般理論隨便套用。▲（作者是南開大學經濟學院教授）

（責任編輯：李志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