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務員的退休金該不該比中國企事業單位職工的平均水平高一點，這個話題堪稱一石激起千層浪。互聯網上的反對聲是壓倒性的，現在出現其他輿論局面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

　　公務員隊伍自身的問題，在幾年以前大面積加劇了輿論場的“仇官”情緒。一些貪官尤其給整個公務員隊伍抹了黑，造成民間對貪腐認識的擴大化，使得占多數的普通公務員也被認為“撈錢”的機會很多。扭轉輿論的這一態度，是中國理順官民關系、中國社會能客觀看待改革成果的關鍵性條件之一。

　　但直到今天，球主要還在官方腳下，官方仍是促成輿論變化的主動方。2013年抓了一批貪官，并且成為轉作風的“禁令年”。這些行動獲得輿論高度肯定，它們客觀上為轉變社會對公務員的看法砍出了有實質意義的“三板斧”。

　　但要促成輿論的“拐點”，尚需各種禁令在中國社會的持續發酵。八項規定實際在重新厘清公務員的福利體系，構建它與社會其他人群福利之間的恰當關系。一系列禁令清掃了公務員福利的灰色地帶，造成公務員實際收入和福利的收縮，這其實是一項重大而深刻的改革。

　　現在需要公務員們首先想通想開。公務員就是普通職業，它穩定，但收入一般，這是世界各成熟社會反復磨合國家實際利益和公眾各種心理后的結果。“高薪養廉”的情況很少，中國大社會接受新加坡小模式的可能性幾乎不存在，公務員們大概不能抱那樣的指望。

　　公務員們需要看清社會發展大勢，調低自己職業生涯的福利預期。中國傳統社會一直重仕，認為書中自有黃金屋，相信“升官”與“發財”有因果關系，這種觀念至今仍對部分公務員有影響，但社會實際發展肯定是反著來的。

　　改革開放豐富了中國人的致富路，當官的好處在全社會中被稀釋，“學而優則仕”已被打破。但近年來，社會資源和權力再向政府集中，官員的優勢通過灰色途徑得以兌現，導致社會心理的再失衡。“禁令年”實際是把這一逆改革開放的動向再扭回去，讓公務員同社會其他群體的關系回歸本位。

　　八項規定等所發揮的作用已被全社會感知，它們不僅觸動了公務員的工作和生活，甚至一定程度上在改變社會的面貌。這樣堅持下去，社會的心態一定會轉變。

　　屆時再談給公務員增加合法收入和福利，就有了完全不同的輿論環境。主張絕對平均主義和紅眼病的人什么時候都有，但那時極端聲音就無法再到輿論場上呼風喚雨，輿論有可能更多關注社會的實際利益，而不是一味撒氣。

　　鑒于中國政府領導國家復興是當今世界難度最高的使命，也因為中國龐大社會的特殊復雜，中國的公務員隊伍保持高水平具有重要意義。中國需要有認真探討如何確保公務員福利有充分吸引力的輿論環境，它如果被不理性的吐槽取代，無論原因是什么，都是中國社會的整體遺憾。

　　反腐倡廉同輿論的理性回歸應是中國改革過程中并行的兩個輪子，官場的改變增加了中國全面現代化的新機遇，社會需要與這種改變及時良性互動，輿論也不應固守以往的對立態度。中國的改革要成功，不可能只是官方的事。官方改進越多越深，民間相向而行的配合越同樣重要，使它們在社會的大體系中扎根固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