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一帶一路”的順利推進與“一帶一路”國家的國內政局發展密切相關。由于“一帶一路”地區上的許多國家對外深陷大國博弈的戰場，對內面臨領導人交接、民主政治轉型、民族沖突等多重矛盾，“一帶一路”國家的政治風險已經成為中國政策推進與中國企業走出去的最大風險。因此，對于“一帶一路”國家的政治風險進行分析與評估已經成為當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最為急迫的任務之一。

　　阿爾巴尼亞全稱阿爾巴尼亞共和國（阿爾巴尼亞語：Republika e Shqip?ris?；英語：Republic of Albania），首都地拉那（Tirana），位于歐洲四大半島之一的巴爾干半島（Balkans）。巴爾干半島位于歐洲西南邊緣，地處歐、亞、非三洲交界之地，本地區歷來存在諸多矛盾，其中既有宗教矛盾，也有領土爭端。由于巴爾干半島地緣政治的重要性，由此而來的大國干涉致使這一地區的沖突和矛盾頻繁被放大為戰爭，因此又有“歐洲火藥庫”之稱。第一次世界大戰導火索“薩拉熱窩事件”就是發生于此。阿爾巴尼亞地處巴爾干半島西側，北東南三面環陸，西隔亞德里亞海與意大利相望。阿爾巴尼亞的國土面積約為2.87萬平方公里，人口約301萬，其中阿爾巴尼亞族占98%。巴爾干半島是一路一帶戰略規劃延伸至歐洲的重要通道，阿爾巴尼亞正位于這條通道上，必須引起重視。一路一帶是作為一個宏大的倡議和戰略規劃，需要眾多細節來鞏固夯實方能落地生根，所以阿爾巴尼亞雖國小人疏，亦不能忽視。本文首先介紹阿爾巴尼亞政治概況，進而梳理和分析中國與阿爾巴尼亞政治系和經貿關系，在此基礎上對在阿爾比尼亞投資的政治風險進行評估。

　　一、阿爾巴尼亞歷史及當前政治概況

　　阿爾巴尼亞人祖先是伊利里亞人，至少在公元前2000年前已經在此地生活。阿爾巴尼亞地區歷史上曾為古希臘殖民地，在公元前146年成為羅馬共和國之一部。公元4世紀末期先后被東羅馬帝國和斯拉夫人統治。從1415年起受奧斯曼土耳其帝國長達近500年的統治。1912年在第一次巴爾干戰爭之后，阿爾巴尼亞于11月28日宣布獨立。一戰期間先后被奧匈、意大利和法國占領；二戰中又先后被意大利和德國侵占。在二戰中，霍查（1908—1985）領導的阿爾巴尼亞共產黨（1948年更名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參與了抵抗運動并最終成為主要抵抗力量。1944年底，阿爾巴尼亞獲得解放。

　　1946年1月11日，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宣布成立。1976年12月28日改稱阿爾巴尼亞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在霍查執政期間，陸續與南斯拉夫、蘇聯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友好關系，并曾接受中華人民共和國大量的經濟援助；但之后與這些國家關系惡化，導致阿爾巴尼亞陷入被國際社會孤立的局面。1990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十屆四中全會后，開始政治和經濟改革，先后于1990年、1991年與蘇聯和美國復交。1991年，阿爾巴尼亞建立多黨制，同年4月26日更改國名為阿爾巴尼亞共和國。

　　1998年阿爾巴尼亞舉行新憲法全民公投并得以通過，其中50.57%的選民參加投票，93.5%投票表示贊同。根據憲法，阿爾巴尼亞為議會制共和國，阿爾巴尼亞國家元首為總統，總統由議會無記名投票選舉產生，任期5年，可連任一屆。立法機關為阿爾巴尼亞議會，共140席，由人民選舉產生，任期4年。政府首腦為總理。總理亦由議會選舉并經由總統任命產生，為多數黨或政黨聯盟領袖。總理負責組織政府，稱為部長會議，總統經總理推薦任命部長。2012年總統大選中，布亞爾·尼沙尼獲得140票中的74票，當選為新任總統。 2013年大選中，社會黨取得140席中的65席，其黨主席埃迪·拉瑪成為總理。

　　阿爾巴尼亞司法體系由最高法院、憲法法院、總檢察院、上訴法院和地方法院構成，最高法院和各級法院行使審判權，其中最高法院院長和總檢察院檢察長由議會選舉產生。現任最高法院院長為捷扎伊爾·扎加尼奧里什普雷薩·貝恰伊，總檢察長阿德里阿迪克·拉拉伊娜·拉馬。

　　目前，阿爾巴尼亞全國注冊的政黨共有60多個，正式參與競選活動的有37個政黨和1個政黨聯盟。主要政黨有：阿爾巴尼亞社會黨（前身為阿爾巴尼亞勞動黨，1991年6月更名為阿爾巴尼亞社會黨）、阿爾巴尼亞民主黨、阿爾巴尼亞新民主黨、阿爾巴尼亞社會民主黨、阿爾巴尼亞共和黨以及阿爾巴尼亞民主聯盟。

　　二、中國與阿爾巴尼亞外交關系

　　中國與阿爾巴尼亞兩國關系可總結為建交初期、緊密友好時期、惡化破裂時期、恢復時期以及外交新格局時期多個時期。值得一提的是，即使在兩國關系惡化時期的1971年，阿爾巴尼亞也為恢復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做出了重要貢獻。

　　建交初期（1949—1954）

　　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不久，同是社會主義國家的新中國與阿爾巴尼亞旋即于當年11月23日建立外交關系。兩國建交之初并未在對方首都互設外交代表機構，彼此了解和交往甚少。建交之后的幾年中，雙方交往逐漸增多，同時隨著國際和地區形勢的變化，兩國關系逐漸平穩發展，于1954年互派大使。周恩來總理親自提名時任外交部蘇歐司司長徐以新為首任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阿方也任命資深外交官奈斯蒂·納塞為首任駐華大使，納塞后來曾擔任阿爾巴尼亞外交部長。同時，自1954年始，中國開始向阿提供經濟援助。

　　緊密友好時期（1955—1968）

　　在斯大林時期，阿爾巴尼亞與蘇聯關系甚睦。1955年，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訪問南斯拉夫并改善與南斯拉夫的關系，而阿爾巴尼亞認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義者”，同時南斯拉夫在二戰接觸初期曾意圖讓阿爾巴尼亞成為其第七個加盟共和國。蘇聯與南斯拉夫改善關系引起阿爾巴尼亞極大不滿，同時蘇聯想要阿爾巴尼亞服從其改善與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使蘇聯與阿爾巴尼亞關系逐漸惡化。與此同時，中蘇關系也趨于惡化。1956年2月，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發表題為《關于個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報告，尖銳批評斯大林的嚴重錯誤，。赫魯曉夫對斯大林的全盤否定和無情批判令中共無法接受，兩黨關系因此被蒙上一層陰影。此后，蘇聯在對待阿爾巴尼亞和中國的關系過程中，都表現出了“大國沙文主義”傾向，引發了中阿不滿。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會議上，中蘇兩黨代表團激烈交鋒，阿爾巴尼亞代表團力排眾議，表態支持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相互認同的基礎上，中阿兩黨迅速走到了一起。此后在多次國際共運會議上，中阿兩黨團結一致，與蘇共展開針鋒相對的斗爭。

　　中國在自身經濟十分困難的情況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數目驚人的物資和貸款，使阿得以順利完成第一個五年計劃。此后兩國高層互訪不斷，且禮遇規格極高。周恩來總理先后于1964、1965、1966年三次訪問阿爾巴尼亞，受到阿方領導人的熱烈歡迎和盛情款待；阿國高層也頻繁訪華，阿總理穆罕默德·謝胡1966年訪華時，中方安排首都北京百萬群眾夾道歡迎，盛況空前。

　　1966年5月中國“文革”開始后，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成為世界上唯一對“文革”表示支持的執政黨。1966年底，毛澤東在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賀電中，把阿爾巴尼亞形容為“歐洲的一盞偉大的社會主義明燈”，將中阿關系比喻為“海內存知己，天涯若比鄰”。“一盞明燈”、“兩句唐詩”的說法當時在中國可謂家喻戶曉。

　　1968年蘇聯指揮華約組織成員國軍隊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軍事干涉一個主權國家的內政，這一行動招致了中阿兩國的一致譴責。阿隨即宣布退出華約組織。中阿在對待蘇聯霸權主義問題上高度一致，更將中阿兩國關系和中國對阿援助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

　　惡化破裂時期（1969—1984）

　　1969年，毛澤東擔心蘇聯入侵，開始對美國外交有所緩和，引起來阿爾巴尼亞的不滿。阿爾巴尼亞又因為周恩來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會面，降低出席新中國20周年國慶慶典的規格，引起毛澤東的不滿。從此，兩國關系開始淡化。在1969年雙方討論聯合聲明草案的過程中，阿爾巴尼亞不贊成中國寫上產生修正主義根源的建議。關于社會主義國家是否存在階級問題，雙方看法也不一致。

　　1972年2月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兩國發表《中美聯合公報》。此事在阿爾巴尼亞引發強烈“地震”，阿勞動黨表示強烈反對，中阿關系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盡管如此，阿爾巴尼亞依然在聯合國大會提交關鍵議案，使得中華人民共和國得以在聯合國行使權力。1974年10月，阿爾巴尼亞要求中國提供50億元人民幣的貸款，延期償還1976至1980年的貸款，并要求中方提供糧油援助。中國此時正處于文化大革命末期，只答應貸款10億元人民幣。阿勞動黨內部譴責中國“已完全墮落成修正主義”。1976年，周恩來、毛澤東逝世以及中國粉碎“四人幫”、糾正文革錯誤等做法加速了中阿兩國在意識形態上的分歧，雙方關系開始全面倒退。

　　1977年，南斯拉夫總統鐵托訪問北京，收到中國國新領導人的歡迎。阿爾巴尼亞隨即宣布中國為類似蘇聯和南斯拉夫的“修正主義國家”。中國也感到難以滿足阿爾巴尼亞龐大的援助要求。1978年，中國宣布停止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阿爾巴尼亞自1979年起中斷了與中國的一切貿易、文教、科技關系，并對中國的各種政策進行公開批判，僅僅保留了大使級外交關系。自此雙方關系跌入冰點進入了長達數年的“冬眠”狀態。

　　逐漸恢復時期（1985—2012）

　　1985年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領導人霍查去世，批評中國的聲音逐漸降溫。新一屆阿爾巴尼亞政府明確表示出同中國發展正常外交關系的意愿，但是長期未有實質性改善。1989年11月，兩國簽訂建立中阿經濟技術合作混合委員會的協定，開始有了實質動作。1991年1月，阿外長馬利列訪問中國，成為自1978年兩國關系惡化以來首位訪華的阿政府高級官員，一度中斷的兩國外交關系逐漸改善。此后阿爾巴尼亞經歷了政治劇變，在政治和社會各個方面擺脫了過去的隔絕孤立的狀態。中阿兩國在政治、經濟領域的交往也逐漸增加。此后，中阿兩國關系發展較為平穩，雙方多次舉行高級別官員會晤。

　　外交新格局時期（2013—至今）

　　2013年11月，李克強總理在布加勒斯特會見出席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會晤的阿爾巴尼亞總理拉馬。此前一年，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正式啟動。這一機制的啟動及兩國領導人的會晤為兩國加強各領域務實合作提供了新的契機，外交新格局逐漸形成，中阿兩國關系進入快速發展新時期。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赴阿考察投資，2013年貿易總額為4.42億美元，中國已成為阿第三大貿易伙伴。兩國文化教育交流進一步擴大，中國殘疾人藝術團、北京歌舞團、南京民樂團、中國武術代表團相繼訪阿演出，中國畫院代表團、江蘇名家代表團先后赴阿舉辦畫展，地拉那大學孔子學院落成，漢語課教學進入阿中小學，中國國際廣播電臺阿語廣播調頻臺在阿落地。隨著中國—中東歐國家合作機制的不斷完善和發展，中阿兩國關系正日益煥發出新的活力。

　　三、中國與阿爾巴尼亞經貿關系

　　阿爾巴尼亞經濟平穩發展。2013年其國內生產總值為133億美元，比2012年增長0.7%，人均國內生產總值為4716美元，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但是受到國際金融危機和歐洲債務危機的影響，阿國內經濟面臨也面臨考驗。其中一個重要問題是失業率居高不下，根據阿國家統計局發布的統計公報顯示，2014年阿登記失業總人數為21.98萬人，失業率為17.9%，比2013年上升1.6個百分點。

　　阿爾巴尼亞吸引外國投資的優勢有:地理位置優越，鄰近西歐發達國家市場，產品銷往歐盟市場具有物流成本優勢;勞動力資源豐富，勞動力成本較低;自然條件優越、氣候溫和，無嚴重自然災害。阿爾巴尼亞基礎設施發展比較落后，國家財政資金緊張，吸引外資發展鐵路、海運、電力等基礎設施建設的需求強烈。

　　中阿貿易關系開始于1954年，兩國貿易為政府協定記帳貿易。1975年兩國貿易額達1．67億美元，是兩國貿易的最高年份。從1954年至1978年，我對阿進行了大量經濟援助。援助阿爾巴尼亞的成套項目共142個。我對阿經援項目主要涉及冶金、機械、化工、電力、紡織、輕工、制藥、煤炭等部門。1979—1982年兩國貿易一度中斷。1983年兩國恢復了貿易關系，協議貿易額由當年的900多萬美元逐年上升到1989年的4000多萬美元。

　　兩國外交關系逐漸改后后，由于阿爾巴尼亞國內政局動蕩，整個90年代雙方經貿額起伏不定，到1999年僅為1040萬美元，而且為中國凈出口。進入21世紀以后，伴隨著阿國內局勢逐漸穩定，經過兩國的共同努力，經貿往來及合作也逐漸增加（見表1），展現出良好的發展勢頭。

表1中國同阿爾巴尼亞進出口貿易總額（萬美元）

注：筆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相關數據整理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雖然在逐年增加，但是貿易量相對數額還不是很大，占中國與歐洲地區的貿易比例很小，以2013年為例（見表2），中歐貿易總額為72991554萬美元，中阿貿易總額僅為55944萬美元，僅占約0.77%，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另外，貿易不平衡問題也要引起重視（見表2），近年雖有所改善，但是還需要進一步解決。

表2 2013年中阿貿易額占中歐貿易總額比列餅狀圖（萬美元）

注：筆者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相關數據整理

　　目前，雙方已簽有多個協定。根據中國駐阿使館經參處網站顯示，主要協定有：《關于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阿爾巴尼亞共和國政府經濟技術合作混合委員會協議》（1989年11月23日，在京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阿爾巴尼亞共和國政府貿易協定》（1993年2月13日，在京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阿爾巴尼亞共和國政府關于鼓勵和相互保護投資協定》（1993年2月13日，在京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阿爾巴尼亞共和國政府關于對所得和財產避免雙重征稅和防止偷漏稅協定》（2004年9月13日，在京簽署）。除了重要協定外，雙方經濟領域負責人也進行了多次訪問，主要有：2007年11月，阿央行行長福拉尼訪華。2011年6月，商務部副部長鐘山訪阿。9月，中國人民銀行行長周小川訪阿。11月，中阿政府間經貿混委會第七次例會在北京舉行。在2013年9月，中國人民銀行同阿爾巴尼亞銀行又簽署了中阿雙邊本幣互換協議，進一步提升了雙方經貿關系。

　　四、在阿爾巴尼亞投資的政治風險

　　阿爾巴尼亞自1998以來政治秩序相對穩定，政府機構運行相對有序，此外政權全面改革繼而再次引發動蕩的的可能性很小，使一路一帶在阿爾巴尼亞落地生根有一個相對較好的環境。阿爾巴尼亞也對一路一帶十分關注，2015年4月9日，阿爾巴尼亞全國第一大報《全景報》在評論版刊登了駐阿爾巴尼亞大使姜瑜的署名文章《共建“一帶一路”，再譜中阿友誼新樂章》。這種情況下，在一路一帶推進過程中，要認真分析某些政治風險，從而規避風險使一路一帶在阿爾巴尼亞得以順利實施。

　　第一、阿爾巴尼亞地緣位置重要，北約、歐盟對阿爾巴尼亞影響巨大。阿爾巴尼亞地處巴爾干半島，處于三洲交界之處，戰略地位十分重要，歷來為大國所重視，也深受大國的影響。經歷了社會劇變的阿爾巴尼亞現在以加入北約和歐盟為外交優先選項，同時非常重視發展同美國的關系。1994年，阿爾巴尼亞成為北約“和平伙伴國”，已經于2009正式加入北約。在2014年，歐盟也正式接納阿爾巴尼亞為歐盟候選國。在這種情況下，美國、北約和歐盟包括對華政策在內的各項政策會對阿爾巴尼亞產生很大影響。比如，北約及歐盟的對華武器禁運政策維持至今，這樣不僅中國軍工產品出口阿爾巴尼亞受到限制，其他投資項目北約也可能以安全為由對阿爾巴尼亞施加影響，對阿爾巴尼亞設置諸多限制，甚至使本來已經上馬的項目終止。歐盟雖然討論過對華武器解禁，但是由于受到來自美國的巨大壓力，解禁還有很長的路要走。除了軍事方面的原因，如上所述，阿爾巴尼亞一直希望加入歐盟。這樣一來，阿爾巴尼亞會根據歐盟標準制定各項法規，是自己逐漸達到入盟門檻，這樣會增加中國投資者進入阿爾巴尼亞的難度，已經入駐的企業很可能因為阿爾巴尼亞逐漸修改法律而遭受損失，必須引起注意；另外，入盟及加強與歐盟的關系是阿爾巴尼亞的政治優先議題和外交優先關注方向，國家的資源和精力都有限，尤其是小國，在阿爾巴尼亞政府眼中，中國的重要性顯然是排在美歐之后。對中國關注不足可能也會使中國投資者在競爭中失利。

　　第二、腐敗問題依舊十分嚴峻，法制薄弱。盡管阿爾巴尼亞已經實行多項改革，但是政府官員腐敗現象依舊十分嚴重，仍然是世界上最腐敗的國家之一，同時也是巴爾干地區惟一一個腐敗不減反增的國家。2008年，美國據美國USAID資助的IDRA發展研究機構調查結果表明阿爾巴尼亞人70%被迫行賄，尤其在接受醫療中；阿國人不相信法官。嚴重的腐敗問題也引起了歐盟成員國和其他國際組織的關注。2009年，西歐數國駐阿爾巴尼亞大使都表示阿腐敗現象依舊嚴重，在阿許多部門仍然盛行，腐敗成為阿多年來的問題。若不加大反腐力度，很難想像阿能加入歐盟。面對嚴重腐敗的現狀，阿爾巴尼亞加入歐盟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歐安組織駐阿大使也稱協助阿打擊腐敗是歐安組織的主要任務之一。除了腐敗問題，一路一帶在阿爾巴尼亞的商業以及投資運作還面臨著薄弱的法治，過度的官僚機構，不足的立法框架，不斷惡化的基礎設施等帶來的重大障礙。此外，阿爾巴尼亞的勞資關系往往是建立在家庭和個人關系的基礎上，而不是自由競爭或表現。這些都是在推進一路一帶過程中需要極其注意的地方。

　　第三、阿爾巴尼亞與塞爾維亞種族和領土矛盾問題。如前所述，巴爾干半島有“歐洲火藥庫”之稱。歷史上，阿爾巴尼亞族與塞爾維亞族就存在很深的矛盾，在國家層面上阿爾巴尼亞與前南斯拉夫關系也長期緊張。前南斯拉夫政權解體后，1999年又再次爆發了科索沃戰爭。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亞的關系因為科索沃問題一直很緊張。科索沃是塞爾維亞南部的一個地區，與阿爾巴尼亞接壤，同時阿爾巴尼亞族占絕大多數（92%）。這場戰爭中，雖然阿爾巴尼亞未直接參與，但是阿爾巴尼亞對科索沃阿爾巴尼亞族持同情態度，更加深了兩族、兩國的矛盾與猜疑。在美國的支持下，科索沃已事實上脫離了塞爾維亞的管轄。此外，在戰亂中，眾多阿爾巴尼亞族人逃往阿爾巴尼亞，成為難民。2014年和2015年阿爾巴尼亞總理和塞爾維亞總理實現了互訪，試圖改善兩國脆弱的關系，會談中兩國總理強調差異只能通過協商來解決。塞爾維亞和阿爾巴尼改善關系是巴爾干穩定的重要方面，互訪有利于改善雙方關系，但是雙方積怨甚深，不是一次訪問所能解決，在未來難保不再次出現危機和動蕩。一路一帶推進中，對阿爾巴尼亞族與塞爾維亞兩族族、阿爾巴尼亞與塞爾維亞兩國以及科索沃局勢要十分關注，避免因地區動蕩造成損失。

　　（周帥，外交學院外交學專業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