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實中很多人都習慣了講“規則”，但規則有時也有南橘北枳的差別，正視規則差異，或許也是價值多元化社會的通用規則。這兩天，全球最大網絡零售商、中國互聯網巨頭阿里巴巴在美國贏得集體訴訟，就跟中美某些規則差異得以正視有關。

　　這起集體訴訟起于2015年1月，當時有美國公司牽頭向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提起訴訟，訴訟理由是原告認為，2014年7月16日國家工商部門對阿里巴巴進行“行政指導”，而阿里巴巴當年9月在美上市時刻意隱瞞了該“行政程序”，令其在IPO時發布的申請上市登記表有誤導性質。但日前，涉事法院駁回了該訴訟，認為后者信息披露“準確而充分坦誠”。

　　這起廣受關注、被認為代表了中國企業走出去常見難題的典型案例，獲得美國司法層面的一錘定音，對中國企業如何用合理規則闡釋在外維權，無疑極具啟迪價值和鏡鑒意義。

　　都知道，隨著中國開放性經濟體系的完善，中國企業“走出去”，正成為全面提高中國經濟對外開放水平的重要路徑。但“走出去”過程中，中企也常會面臨不少摩擦和爭訟。以阿里巴巴而言，在美上市是全球化戰略棋局中的一步棋，但上市過后，那起指其“涉嫌隱瞞受中國監管部門調查”、索取巨額賠償的集體訴訟，就冒了出來。

　　盡管在美國，起訴者只需對上市公司存有懷疑、不需要掌握證據就能起訴，訴訟門檻較低；而合法做空機制和可能高達勝訴賠付金額30%的律師代理費的誘惑，也會刺激很多人特別是“訟棍”輕易提起訴訟，而他們的主張也未必站得住腳，但這會給被起訴的中企帶來難以估量的損失。受集體訴訟影響，阿里巴巴總市值在去年2月前兩周就蒸發了超390億美元，可到頭來，所謂隱瞞行政程序的指控并不成立，這起訴訟最終也被法院方裁定撤銷。

　　實際上，美國企業、律所能動輒對中企特別是中概股公司發起訴訟，就是鉆規則差異的空子。還是以阿里巴巴遭遇的集體訴訟為例，他們將國家工商總局召開的行政指導座談會，視作有法律效力、須強制執行的行政決定，乃至視同美國社會語境中的“監管部門與企業的調查或會談”，只有在企業涉嫌違法時，聯邦貿易委員會或司法部、商務部才會派員調查。

　　可在中國，行政指導只是工商系統監管層鼓勵企業自查的非正式管理行為，它是指向促進企業提高經營管理水平的政企溝通方式，而非伴著行政處罰的違規調查舉措。國內成規模的企業，都會跟政府部門有這類溝通，光2014年，全國工商系統就共實施了1萬余次行政指導。也正因對“行政指導”的中國國情內涵的理解，還有對“語境差異”的顧及，涉事法院也認定行政指導會“最多只能被看做是一次與監管機構的非正式會議”。

　　某些外國企業、個人將“行政指導”作為訴訟獲利的籌碼，就是意在模糊中美的“語境差異”，套用美國資本市場法則，打中企對國外法規“水土不服”的時間差，借訴訟搞資本套利。此前有些走出去的中概股企業就因“人生地不熟”、對國外上市企業監管路數不了解，而遭集體訴訟并損失甚巨，其某些小瑕疵在國外監管法則下被看成大問題，乃至沒問題被質疑成有問題。

　　在此情境下，中國企業要走出去，顯然也應熟諳國外監管法則，被揪住“莫須有”的辮子后，無妨合理維護自身權益。比如在國外IPO時，在履行了充分的信息披露義務卻遭質疑后，不應卡在“語境差異”的梗阻上，而應據理回擊那些“行政指導=違規調查”式的牽強指控，是清白的就該讓人還己清白，沒問題不能因“莫須有”的把柄而吃啞巴虧。說到底，監管語境差異，不是中企“走出去”時能不受國外法規約束的緣由，也不是中企權益在規則切換中平白受損的理由。

　　中企“走出去”后的權益保障，不應受縛于“語境差異”。法律是維權“憑欄處”，而司法往往就無法拋卻對“語境差異”的考量。美國涉事法院根據“中國國情”、中國監管舉措獨特性，判阿里巴巴勝訴，對“走出去”的中企就是種挺好的提醒：沒必要因為“人生地不熟”的情況，對某些因“語境差異”衍生的偏頗指摘輕易認栽，而應在增強對中外法規政策了解的基礎上，有理有節地回擊無理指控，讓自身權益得到更好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