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強調：“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日前，上海社會科學院推出《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學術前沿叢書》首批成果20本專著。叢書內容側重學術重點、焦點爭論、代表人物、未來趨勢，比較全面地反映了近五年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最新研究狀況，反映出學科進步的內在動力，引領學科發展方向，有助于促進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觀念、方法和體系的進一步發展，推動優秀成果和優秀人才走向世界。本報特約請三位學者就“社科創新，中國話語”撰文。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

　　2015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主題為“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基本原理與方法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正式提出要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思想。今年7月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京主持召開經濟形勢專家座談會并強調，“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要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為指導，總結和提煉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偉大實踐經驗，同時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成分”，“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推進充分體現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的經濟學科建設”。從習近平同志二十多年來公開發表的論文和講話中，我們可以看出他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系統的，主要思想主線可以歸納為五個方面：

　　一、《資本論》對當代中國經濟仍有著重要的指導意義。“這是因為，無論是私有制的市場經濟，還是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市場經濟，只要市場經濟是作為一種經濟運行機制或經濟管理體制在發揮作用，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原理及其內在發展規律同樣都是適用的”(習近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與完善》)。在今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同志進一步闡述了《資本論》沒有過時的觀點，認為盡管表現形式和存在特點不同，但不斷發生的全球經濟危機本身表明資本主義固有的生產社會化和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依然存在。

　　二、要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體系。這個過程要注重以下三個方面的問題：第一，西方經濟學理論中有關市場經濟的研究成果我們應當借鑒；第二，對建立和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的實踐經驗要善于總結和概括；第三，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規律要善于探索和把握。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不僅具有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而且還具有自身的一些特殊經濟規律，這些規律包括自主勞動規律、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相結合的規律、物質利益調節規律和計劃規律等。另外，還有一些特殊的經濟規律有待于我們去認識和掌握，例如在廢除了剝削以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仍然普遍存在著私人利益，怎樣處理和運用由此帶來的新的經濟關系，都是我們在實踐中需要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加以豐富和發展的(習近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發展與完善》)。

　　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必須注重社會主義制度的經濟優勢和政治優勢。習近平同志認為，能夠集中財力辦大事，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一大經濟優勢，黨的領導、群眾路線、思想政治工作，這是社會主義制度的三大政治優勢。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應把這些經濟優勢和政治優勢結合起來，但是在實際工作中，一些人把這些優勢忘卻了，特別是忘卻了群眾路線、思想政治工作等優勢。他認為，社會主義的政治優勢，也是適用市場經濟的，例如，從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方面來看，優化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大突出優勢，而在社會主義條件下，如果處理得好，我們將不但能夠優化配置自然資源，還能夠優化配置政治資源，這一點尚未得到人們的充分認識　(習近平：《對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再認識》)。

　　四、深化經濟改革的關鍵在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十八大以后，習近平同志強調：“進一步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實際上就是要處理好在資源配置中市場起決定性作用還是政府起決定性作用這個問題。”他同時也指出：“我國實行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我們仍然要堅持發揮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發揮黨和政府的積極作用。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也就是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既要發揮市場作用，也要發揮政府作用，但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的職能是不同的”，具體地說，“強調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政府的職責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觀經濟穩定，加強和優化公共服務，保障公平競爭，加強市場監管，維護市場秩序，推動可持續發展，促進共同富裕，彌補市場失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

　　五、新發展理念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的靈魂。“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對我們推動經濟發展中獲得的感性認識的升華，是對我們推動經濟發展實踐的理論總結”(習近平在2015的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會上的講話)。新發展理念是改革開放以來幾代領導人對中國發展的經驗總結，也是無數經濟學人和經濟工作者從實踐到理論，再從理論到實踐的探索結晶。從鄧小平提出“發展是硬道理”的論斷后，我們一直在探索“實現什么樣的發展、怎樣發展”的路徑。從“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中突出了“發展是黨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到“科學發展觀”中的“以人為本”思想，再到“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大新發展理念”，一個中國政治經濟學的核心思想逐漸形成，同時也進一步提升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學術話語權。

　　上述五方面的思想，為我們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理論框架奠定了基礎。(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所所長、《理論經濟學理論前沿》主編)

　　“數字歷史”是一種革命性的未來方向

　　王健

　　近年來，作為“一切社會科學的基礎”的歷史學，特別是中國史研究發展迅猛，形成了許多重要學術成果和具有深遠影響的學術論爭，極大地推動了學科自身發展。目前，中國史研究主要面臨兩大挑戰與機遇：一是新的理論方法層出不窮，學科之間的跨學科借鑒與整合趨勢越來越明顯。二是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對傳統史學的研究手段方法產生很大的影響和沖擊。史料突破了傳統的紙質形制，催生了史學研究的“大數據”時代。

　　從《中國史理論前沿》　一書的梳理、歸納和分析來看，中國史研究近年來的學術前沿大致有五個方面的特點：

　　首先，史學理論的探索和運用更加理性客觀。一方面，史學界在摒棄教條主義、走出“公式化套用”的誤區后，更加全面深刻地認識唯物史觀的指導意義，并從大量的歷史事實中概括出新的認識，極大豐富了其理論內涵，增強了其理論活力。另一方面，史學界積極借鑒包括后現代主義，特別是新社會文化史等在內的西方新理論，目光向下，突破傳統史學偏于政治經濟的“格式化”視角限制，實現“敘事轉向”，不斷拓寬研究領域和議題。但同時又對其否定歷史“真實”存在，過分強調純粹的想象與建構保持著一種學術清醒和理性，認識到歷史學畢竟是一門對于事實　(即使是“想象中的事實”)　進行描述與解釋的學問，相比較是否存在“真實”這一元命題，找出新的問題點、厘清事實與過程、解釋起因與結果、轉變敘述與表達才是史學更加重要的本職。事實上，即使那些在研究中有較為明顯的后現代痕跡，或被認為是受后現代主義影響的中國學者，都從未承認自己屬于“后現代”學者。

　　其次，對中國歷史發展的主線研究不斷尋求新的解釋方法。其中，近年來，從國家和社會關系角度切入分析中國歷史的研究名作云集，方興未艾。它主要將中國歷史，主要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發展圍繞中央集權與地方自治，國家力量與社會空間的權力關系變化予以展開。由于國家構建本身是政治現代化的一部分，又與近現代政治革命有著密切關系，因此“國家—社會”視角可以說是介于以往革命范式與現代化史范式之間的一種新的研究方向，還談不上一種新的獨立研究范式，而且仍然是一種西方對中國歷史研究的“對分模式”。這種帶著極強主觀性的西方理論預設從根本上來說是殖民-霸權時代形成的知識性的東方主義在近代中國研究這一領域的展現，“自我”與“他者”的二元對立借“國家-社會對分”模式知識性地進入中國史研究，但它是否能有效解釋產生于本土時空中的中國歷史依然需要我們加以審慎把握。

　　第三，史學研究的領域日益擴展。一個明顯之處就是專門史的名目越來越多。這一方面是史學因應社會經濟發展需要作出的積極反應，如區域史、城市史、環境生態史、交通史、外交史、法制史、口述史、公共史學等。另一方面也是受國外后現代主義，特別是新社會文化史的影響，如身體史、婦女史、性別史、婚姻史、家庭史、死亡史、閱讀史、器物史等等。

　　第四，信息技術對史學研究的影響愈發明顯。一方面，數字檔案和數字圖書館的出現，使得史料的獲得越來越容易和便捷，但在史料急劇擴充之際，如何提高對史料的“讀片”能力，防止對史料作“粗放式”的串聯必須引起高度重視。另一方面，電子數據，特別是大數據對史學的介入，改變了史學研究的面貌。在區域史、城市史等方面廣泛應用了歷史地理信息系統，并通過MapInfo和Google Sketchup等軟件將歷史資料數字化、立體化，實現歷史場景的電子還原。美國早在1997年就提出了“數字歷史”概念，雖然對此內涵還有不同看法，但總體而言就是采用計算機信息技術、網絡技術和軟件系統來研究和表述歷史。在某種程度上，“數字歷史”助推了史學的跨學科研究和公共史學的興起，是一種革命性的未來方向。

　　第五，有關“整體史”和“碎片化”的學術爭論引起廣泛關注。隨著史料挖掘的不斷豐富和新社會文化史的影響，近年來關注以往宏大敘事下所忽略的歷史細部成為史學界研究的主流。許多學者追求微觀化和去價值化，不太關注歷史的整體走向和規律，缺乏應有的問題意識和思想深度。我感到，目前的“碎片化”有其一定的存在合理性和學術貢獻，是對以往缺乏扎實史實基礎的“宏大敘事”和價值先行的一種反思。但是，如果僅僅停留在“碎片化”階段而不走向新的“整體史”，那么不僅不能做到“以小見大”，“由微知著”，而且還將最終失去史學的研究主旨和社會功能。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所長、《中國史理論前沿》　主編)

　　哲學的倫理轉向

　　何錫蓉

　　哲學在經歷過本體論、認識論、語言學、生存論、解釋學等轉向之后，又開始了倫理轉向，這一轉向關涉當代哲學與傳統哲學的關系，也關涉哲學的未來發展走向。

　　哲學的倫理轉向主要表現為：哲學經歷了對遠離人的形而上學的排斥和對二元對立的批判之后，在轉向對生存哲學、生活哲學的關注中，更加集中到對道德、倫理之域的研究。我們可以從各哲學的分支看到這種變化，如政治哲學，以往主要是論證利益與權力、制度與程序等概念及其本質，如今則是面對當前世界的主要倫理問題，聚焦于社會正義、共同體中的責任主體，即公民角色與責任等，羅爾斯的《正義論》為典型代表。經濟哲學則從關注經濟理性人到重視經濟活動中的倫理訴求，其不僅僅關注企業、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更是對政府，對社會的經濟活動植入了倫理向度。經濟倫理學已然成為哲學的又一個朝氣蓬勃的學科，《哲學理論前沿》　一書在倫理學前沿中，著重論述了經濟倫理學的進展。剛剛在上海社科院閉幕的第六屆世界經濟倫理學大會，是對經濟倫理在世界范圍的理論與實踐成果的一次大檢閱。同時，科學技術哲學也呈現出倫理取向，從純粹探討科學技術中的哲學原理問題，到追問什么是進步，提出科技發展的前景以及科學家的責任等問題，并因此衍生出諸如醫學倫理、納米倫理、信息技術倫理、生物技術倫理、工程設計倫理等新的研究領域。即便在倫理學領域，先前的倫理學只是致力于解說道德現象，揭示道德的本質及其規律，提供行為的道德原則。而且，由于人類中心主義的主導，傳統倫理學幾乎只是關注人與人、人與社會的行為，從未涉足非人類領域和自然領域，也未曾考慮人類生活的全球條件和遙遠的將來。如今的倫理學更加注重道德實踐和道德境遇的研究，并日益關注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生態倫理、環境倫理等概念進入了哲學的理論框架，并且，動物倫理也引起了哲學家的重視。倫理轉向不僅僅顯露于哲學的分支，更具重大意義的是，哲學的性質正在悄然發生變化，甚至有“倫理學是第一哲學”的呼聲(列維納斯)。

　　哲學發生倫理轉向自有其內在和外在的邏輯根據。從外在、即時代的需要來看，我們常說，哲學是時代的精華。這就是說，時代是哲學演變的最大推動力。當今時代，人類一方面在追求和享受現代化帶來的豐碩成果，另一方面也面臨著影響人類生存的現代性危機。為了追求平衡發展、和諧發展、共享共存，人類需要更加關注人與自我、人與人、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然的倫理關系。從內在、即從哲學學科自身的發展來看，傳統哲學把形而上學定義“尋求最高原因的基本原理”，是第一哲學，笛卡爾喻其為大樹的根。而包括倫理學在內的各門具體學科則是實踐哲學，被喻為樹枝。實踐哲學要服從理論哲學，要追求作為普遍真理的形而上學理論。這就造成了兩個領域　(善和真)　的區分甚至對立。其結果是形而上學成為最高最有價值的學問，倫理學等實踐哲學則是次一等的哲學。這種追求普遍真理的哲學樣式，造成了哲學與人的遠離與割裂，在現當代受到極大的批判，不得不發生向生活世界的轉型，走向倫理也是題中之義。再從內外在因素結合的情況看，現實呼喚新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而勢必生發出一些新的領域和新的問題，比如生態倫理、環境倫理、動物倫理等，按照西方傳統哲學的觀點和西方倫理學的定義原先是納不進倫理領域的，無疑這是對哲學提出了擴展領域和觀念更新的要求。

　　哲學的倫理轉向意義重大。首先是，隨著哲學領域的擴展和觀念的更新，哲學的界定和分類都會發生變化。倫理是第一哲學，這一說法本身就打破了哲學分為理論哲學和實踐哲學的傳統分類法。而像經濟倫理學、生態倫理學等學科在當代成為顯學，對我國哲學8個二級學科的分類法也形成了挑戰。這些問題都將引起哲學界進一步的討論。二是倫理學概念也會有新的發展。當哲學從宗教、從科學、從形而上學的領地分化出來之后，不再勞神為神的存在提供本體論的證明，也不再為自然科學的發展幻想科學神話，而是回到了人自身。如果說，倫理是關于人的理論，那么，人與世界、人與自然都在其中，因為天地人本來一體。如此，從人出發，在各個領域進行倫理追問和哲學反思豈不順理成章？!　第三，也許至為重要的，是對中國哲學非同小可的積極意義，那就是，有助于理解和澄清中國哲學的本來面貌。我們知道，哲學這門學科來自于西方。中國哲學在西方哲學的框架下對號入座，充其量自認為是倫理本位。果其如此，則只是哲學的一部分，其性質和品位都低了，黑格爾正是此意義上奚落中國只有常識道德而沒有思辨哲學。于是，為了證明中國哲學的“合法性”，一度有學者極力去尋找中國哲學的形而上學基礎，這就又尋到了西方。所以，中國哲學這門學科建立以來，很長一段時間里，是以“依傍”為特征。

　　走出依傍，重新認識和建構中國哲學，是中國哲學工作者的共識和偉大使命。哲學的倫理轉向為我們挖掘中國哲學的核心價值，深刻認識中國傳統哲學與人的內在統一關系，包括人與自然、人與動植物的倫理關系，以及從中所體現的哲學反思，建構中國話語的學術體系，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作者為上海社會科學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哲學理論前沿》主編)

　　讓陽光下的高校預算更加透明

　　楊蓉

　　今年，教育部直屬高校第三次統一時間和統一格式向全社會公開了部門年度預算。75所部屬高校2016年預算收入總計2979.08億元，校均預算收入為39.72億元。其中：清華大學排名第一，預算收入為182.17億元，中央戲劇學院排名最后，預算收入為3.05億元。

　　預算是高校的生命之源，控制預算也就控制住了高校開支。預算公開能夠向公眾告知高校“過去的運作、現在的狀況以及未來的計劃，進而能夠明確責任并便于控制”。

　　高校預算的收與支

　　2016年部屬高校預算收入結構為：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收入　(占比29.77%)、事業收入　(占比30.49%)、事業單位經營收入　(占比0.14%)、其他收入　(占比14.15%)、上年結轉　(占比21.62%)、用事業基金彌補收支差額(占比3.83%)　等。由此可知，對高校來說，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收入和事業收入是其收入的主要來源。

　　部屬高校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收入總計886.96億元，平均為11.83億元。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收入超過25億元的高校共有4所，分別為清華大學(29.9億元)、吉林大學　(28.43億元)、北京大學　(27.79億元)、山東大學(25.34億元)；低于3億元的高校有3所，分別為北京語言大學　(2.8億元)、中央音樂學院　(2.50億元)、中央戲劇學院　(1.78億元)。其中，學生規模和六個專項投入強度是出現一般財政投入差異的關鍵因素。

　　部屬高校事業收入總計為908.43億元，平均為12.11億元。事業收入預算最高的四所高校分別為清華大學　(80.25億元)、上海交通大學　(48.72億元)、北京大學　(48.31億元)　和浙江大學(47.02億元)；事業收入墊底的兩所高校分別為中央音樂學院　(1.05億元)　以及中央戲劇學院　(0.39億元)。科研項目經費規模、各類辦班學生規模是該數據差異的關鍵因素。

　　2016年共有28所部屬高校公開事業單位經營收入總計為4.26億元，校均為0.152億元。事業單位經營收入最高的3所高校分別為西南交通大學　(0.95億元)、北京科技大學　(0.4億元)、中國礦業大學　(徐州) (0.3億元)。非獨立核算經營活動所取得收入是該數據差異的關鍵因素。

　　部屬高校其他收入總計為421.50億元，平均為5.62億元。其他收入預算總計數最高的4所高校分別為北京大學(42.577億元)、浙江大學　(36.593億元)、清華大學　(28.872億元)、中山大學　(23.777億元)。投資收益、租金收入、銀行存款利息收入是該數據差異的關鍵因素。

　　2016年，75所部屬高校預算支出總額為2972.20億元，與預算收入持平。預算支出結構為：教育支出　(74.9%)、科學技術支出　(1.85%)、住房保障支出(1.85%)、結轉下年　(20.68%)　和其他支出　(0.72%)。由此可知，對各高校來說，預算支出的絕大部分是教學支出。

　　高校預算的透和明

　　三年來，直屬高校部門財務預算公開取得了顯著的進步，但是還可以進一步改進，使得在高校預算公開更加全面、具體、透明。

　　(一)　非財政撥款公開程度比較低75所部屬高校公開了　《收支預算總表》、《收入預算總表》、《支出預算總表》、《財政撥款支出預算表》　共4張預算表，各部屬高校的預算都在　《收支預算總表》　中報告了高校各項預算收入的構成、來源以及支出方向。但是相比一般公共預算撥款這類財政撥款，事業收入、事業單位經營性收入和其他收入這些非財政撥款情況的公開程度明顯較低，只公開了一個總數。2016年部屬高校預算收入中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收入占比29.77%，而事業收入、事業單位經營收入和其他收入占比為44.64%，部屬高校非財政撥款三項收入之和遠遠超過一般公共預算財政撥款收入，是高校收入的主要來源。所以，按照綜合預算的原則，事業收入、事業單位經營收入和其他收入這三項非財政撥款收入均是高校預算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預算公開中理應受到和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同等的對待。

　　(二)　高校預算公開項目比較粗

　　現階段高校預算公開的深度還不夠。75所部屬高校預算公開至“類”、“款”、“項”三級中的第三級“項”級科目，但科目分類是為了滿足國民經濟預算核算和統計工作需要來劃分的。公眾通常按照日常生活的邏輯容易理解某些具體事務上花了多少錢。比如大家關注的教育支出問題，但目前教育支出按照預算支出科目分為普通教育、職業教育、成人教育等，比較籠統，大家只能看到一個總額，看不到具體安排的內容，不清楚這些錢用到什么項目去了。所以，需要根據高等教育的辦學規律，結合高校的實際情況，考慮改版甚至可以重新設計面向全社會的高校年度預算報告。

　　(三)　缺少證明預算合理性的輔助信息

　　雖然部屬高校在公開上述四張預算表時都附文字說明，主要包括：學校基本情況、數據分析、專業名詞解釋等，這有利于增進公眾對高校預算實施情況等重要信息的知曉，是對高校預算公開的重要補充。然而，很多有助于公眾監督預算合理性的輔助并沒有公開。例如，對于高校基本支出，預算中沒有與基本支出直接相關的學生數及其構成的信息，公眾就無法判斷高校基于師生規模的運行成本是否合理恰當。又如對于高校項目支出，由于沒有公布項目支出的績效目標，公眾也難以據此評估項目支出與績效目標是否相符，高校項目支出是否存在著效率低下甚至浪費資金的問題。

　　預算公開的建與議

　　高校預算公開從無到有，建立了一種常態制度，已堅持數年，教育部接受社會監督的決心可謂大矣!　從發展的角度，筆者認為還可以把這項公開制度做得更好更透明一點，讓更多的老百姓看清看懂看全公開的內容，讓預算公開起到更大的作用。

　　(一)　增強預算公開的具體性———看得清

　　所謂“魔鬼隱藏在細節中”，離開了預算信息的具體性就很難對高校的預算收支做出評價，也難以對預算進行監督。這就要求預算公開盡可能地詳細具體。首先，要進一步細化預算報表和情況說明。高校預算公開不僅僅是公開預算收支總表，而且要公開預算收支明細表。同時，高校還應提供預算收支表的輔助信息，應細化編制預算的依據，特別是預算支出的成本信息。其次，要逐步建立以零基預算和績效預算為主體的預算編制體系，重視經費的使用效果，轉變重投入輕產出、重數量輕質量、重速度輕效益的觀念，嘗試建立經費跟蹤反饋制度，對預算執行結果展開績效評價。根據評價結果，調整編制后續預算計劃。最后，預算公開，還可以逐步走向可視化。

　　(二)　增強預算公開的易懂性———看得懂

　　對于高校預算報告的編制者來說，應該提供給公眾“看得懂”的預算報告，這是預算公開的一個努力方向。建議高校預算公開應該“雙管齊下”———保障功能分類與經濟性質分類一起上。所謂保障功能分類，就是分為“小學教育”、“公立醫院”、“一般公共服務”、“社會保障和就業”等，即使公布到“類”、“款”、“項”三級中的第三級“項”級科目，因這些項目支出涉及方方面面，公眾依然難以知道資金的具體去向。而經濟性質分類，就是分為“人員費”、“差旅費”、“會務費”、“公車運維費”、“公務接待費”等，這些單項信息有助于公眾了解資金支出到哪里。建議高校預算公開在采用按保障功能分類的同時，也采用按經濟性質分類，呈現預算是“怎么花的”，讓公眾看得懂。

　　(三)　增強預算公開的全面性———看得全

　　公開是監督的基礎，監督是公開的意義所在。但公開如果做不到全面，監督的效果就會打一定的折扣。例如，會把發生不規范的收支轉移隱藏到可以不公開的項目中去，從而躲避公眾的監督。所以，全面性是預算的一個基本原則。高等教育具有準公共產品的屬性，在很多國家通常政府是其主要的出資人，其資金使用情況是否有效、合法合規，要對社會、政府和其他出資人負責，并受后者監管。為了全面反映高校收支活動，預算公開信息不僅要涵蓋所有財政收支情況，而且要涵蓋所有非財政收支情況，把非財政預算收支情況的公開與財政撥款預算收支情況的公開等同起來。此外，為了讓使用者更好地了解高校預算，還應提供以前年度的預算、歷史數據回顧、解釋說明等，體現高校預算的完整性，使社會公眾對高校預算有一個全面把握。

　　“治理即預算”，預算是高校的生命之源。高校預算信息公開是依法治教的基本前提。高校預算信息公開是高校內部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關鍵環節。唯有如此，高校預算才能為建設高等教育強國提供一個堅強而又靈活的財務保障體系。

　　(作者為華東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部教授、財務處處長 石良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