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控制城市人口增長，應該考慮的是城市功能、產業布局結構調整、提高城市治理水平，而不是用限制適齡兒童入學的方式控制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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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據《中國青年報》報道，上海一所農民工子弟學校“離關門不遠了”。3年來，招生成了校長鮑遠寶最頭疼的事情。一邊是日益空蕩的校園，學生數量從1200人直線跌至700人，一邊是在辦公室落淚的家長，懇求他想想辦法收留孩子入學。將這些孩子擋在門外的，并非是緊張的學位，而是一張卡片大小的《上海市居住證》。

　　在過去短短幾年間，上海解決隨遷子女入學問題的“冷熱”轉變，是十分值得深入剖析的。如何在保障隨遷子女平等受教育權基礎上，進行實現城市的人口發展戰略，這考驗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以前，媒體在報道北京出臺的隨遷子女入學門檻過高時，總拿上海作比較，希望北京能借鑒上海做法，開放隨遷子女入學。但沒有想到，上海反而“借鑒”了北京的做法，抬高了入學門檻。城市并不是沒有條件容納隨遷子女，有的學校根本招不滿學生，可是卻不能招“不符合條件”的學生。

　　令人不安的是，北京、上海把上述做法當成新的經驗大力推進。國家關于解決隨遷子女入學的政策，也給這些大城市很大的“自由裁量”空間。國家只要求各地將符合條件的隨遷子女全納入，然而具體符合什么條件，全由地方決定。假使100人中只有10個人符合條件，也是符合條件，可這是解決隨遷子女城市入學應該有的態度嗎？

　　城市發展當然應該有自身的戰略規劃。但是，城市發展規劃的實現不應以侵犯公民的平等受教育權為代價。即便控制城市人口增長，應該考慮的是城市功能、產業布局結構調整、提高城市治理水平，而不是用限制適齡兒童入學的方式。隨遷子女回到老家求學，就是新的留守兒童，問題比一直在老家生活的留守兒童更復雜，如果已經納入民辦教育規范管理的學校，無法招收符合條件的學生入學，而這些學生在城市有入學需求，那不規范的農民工打工子弟學校可能重出江湖。

　　城市也需要各行各業的人，不能只聚合所謂的精英人才。同時，“以教育控人”政策制造的留守兒童問題、隨遷子女輟學問題、對城市和社會的抱怨問題，會是社會的不穩定因素。教育公平是社會的基本公平，保障公民最基本的受教育權，是各級政府部門的基本職責。

　　各級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的管理者，必須在依法保障公民權利的基礎上制定實現城市發展戰略的具體政策。不尊重公民權利的控人措施終究是治標不治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