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1月8日）有關“政審”的新聞引發的軒然大波仍未平息。重慶市教育考試院辦公室官員針對有關政審不合格者不能參加高考是“媒體記者寫錯了”、“記者把這個理解錯了”的回應，仍然讓人無法釋懷。

　　實際上，人們更想知道的問題還在“政審”之后。這也正是相關官員在面對以往對考生進行思想政治的考核和現實表現的審核之后，是否有考生因此項不合格而不允許參加高考的問題時，無法進行回應的原因。

　　應該明確的是，根據考生以往的行為對其做出道德品行的評判，說到底是一種道德評價。而將這種道德評價對應于對品行要求不同的學校和專業，實是道德（正向或負向）激勵在高考環節的體現而已。這與一個人在學步階段跌倒了自己爬起來，受到成人獎勵的激勵一脈相承。但是，道德評價依據的是一個人自己所做行為，是客觀已經發生了的實際作為，而絕非其主觀態度。脫離一個人的具體行為，根據一個人在某時、某地、對某件或某些事的主觀態度、看法、認識，來定奪其法定權利的有無、大小，由此限制甚或取消其法賦權利，這本身就是非法所為。

　　還應該明確的是，即使是對考生以往的行為做出道德評價，并在高考錄取環節設定對不同道德評價的獎勵或懲戒，這也并非是否定或取消考生擁有的法定權利。高考環節對道德評價的相應獎勵或懲戒的設定，與整個社會的道德評價體系及其道德維系機制銜接在一起，是一些對品行要求較高的學校和專業降低道德風險，節約道德激勵成本和教育成本的必要之舉。超出具體行為的評價，是缺失客觀標準的評價，這必然帶來整個道德評價體系的失衡，也必然帶來道德（正向或負向）激勵機制的紊亂，由此造成道德行為的失范和社會關系的混亂。

　　因此，更關鍵的問題在于，即使依據態度對考生進行的政治評價或道德評價可以成立，那么，是否就可以由此剝奪考生入學甚至報考的權利呢？人的主觀態度、尤其是處于青少年時期的高考學生的主觀態度，是多變且易變的。在很大程度上，一個人對周遭世界的看法和認識，隨著時間、地點和背景的不同而或有不同。這些看法和認識，其形成的重要因素就是教育，其中最重要的教育就是在校所受到的所謂理性教育——邏輯推理以及價值判斷。依據一個人、特別是依據青少年對一時一事的態度，而取消其法定權利，這種做法既無法律根據，更顯其不講道德和道理的荒謬性。

　　人們對這種看似荒謬的做法極其敏感，乃至是因為當今許多人就是這種荒謬做法的受害者。正是這個荒謬的做法，給許多人造成了終身遺憾和永難愈合的傷口。根據一個人的態度而限制甚或取消其法定權利，是非法治社會的政治邏輯，是虛化憲法、無視法律的行為。依據態度而非依據行為來決定人的權利狀態，必將在社會上人為地劃分出不同的群體，由此人造出不同的彼此對抗和沖突的勢力。這樣的操作，除了造成根據不同需要而扭曲、隱藏、表演自己的態度的“戲精”外，也極大地降低了社會道德底線，在扭曲個人人格的同時，扭曲了社會關系。

　　依據態度而進行道德評價、而決定權利狀態，最麻煩之處其實正在評價和決定之后，如何處置那些評價不過關者，如何決定一個人某項權利被限制或取消后的其他權利的歸屬，在依據態度而定奪人的權利狀態的政治邏輯中，這都是無解的問題。無解而硬解，才是可怕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