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形勢總體平穩，但金融過度收縮帶來了下行的壓力。未來幾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關鍵時期，需要從金融、房地產、實體經濟升級三方面入手深入調整、深化改革。

　　要以金融調整為抓手推動實體經濟的升級。今天實體經濟的結構已經和金融的結構錯位了、不一樣了，金融的結構沒有跟上實體經濟發展的需要，必須要調整。

　　基建融資必須要改。基礎建設規模仍然很有潛力，特別是在機場建設、鐵路里程、油氣管道等領域，跟美國、日本、德國這幾個發達國家相比，總體上有較大提升空間。況且，從基礎設施建設原則上講，應該適度超前。等到全部把樓都建起來了再搞基建，技術上是不可行的。即便可行，成本也是非常高的，所以基建是有發展潛力的。

　　對杠桿率要有理性的、科學的認識，中國經濟宏觀的杠桿率目前還不算高，是可控的。現在我們的杠桿率占GDP之比，一般認為在260%左右，跟美國是完全一樣的，幾乎沒有差距。日本是350%，新興市場國家一般低一點，150%左右。

　　查閱全世界各個國家的宏觀杠桿率，可以發現，一個基本規律就是儲蓄率高的國家，宏觀杠桿率也高一點，一般國民儲蓄率每上升1個百分點，安全的宏觀經濟杠桿率可以上升3個百分點。我們的儲蓄率比美國要高30%左右。因此，我們安全的宏觀經濟杠桿率應該比美國高100個百分點。

　　一般來講，國家越富杠桿率越高。比如，美國、德國的宏觀杠桿率都比印度尼西亞高。中國經濟已經是大國經濟，資本賬戶的管控還是比較好的，我們對金融的穩定性應該有基本的自信心。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應該過分擔心現在的杠桿率，應該把注意力從關心杠桿率本身轉向杠桿的結構上。

　　所以，一定要轉變我們的思維，不是簡單把化解與防范重大金融風險等價于去杠桿，應該更加關注不良資產的重組，更加關注新增貸款和信托的質量。

　　金融方面應該加速不良資產的處置，尤其要加速“僵尸企業”退出。在這方面，不良資產的處置和產業升級應該配套進行。

　　實體經濟面臨兼并重組的重任，這個過程一定會產生一些不良資產，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也是產業升級的必然要求。我們不要把重點放在宏觀杠桿率上，而應該把注意力放在加快調整上。比如汽車行業，我們有200家做整車的汽車廠家，而在德國、美國、日本這樣的發達國家，相同類型的企業一般不超過5家。這就是中國實體經濟亟待升級提高的最好案例。

　　金融方面還要進行資本市場改革，首先要大力發展債券市場。現在大家一談資本市場往往就是談股票市場，其實資本市場的主體是債券市場。很多企業不適合發股票，但是可以發債。債權人要比大股東、普通股民對企業的約束力更強。所以，發債是比發股票更重要的一個融資渠道，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債券市場要大規模發債，尤其是要把銀行間交易的債券市場和交易所打通。現在老百姓一聽到上市，就是到上交所、深交所買股票，卻想不到買債券。其實應該轉變這個觀念，應該把這兩個市場打通。

　　此外，我們還應從嚴格的法治入手，治理股票市場。不光是證監會，更重要的是相關司法機構要聯合起來抓股市的違規問題，這也是金融大調整的重要方面。

　　經過仔細的測算，我們得出這么一個結論，只要中國經濟在2019、2020和2021年能夠深入調整、深化改革，就能保持一個比較穩定的增長速度。

　　（作者李稻葵為清華大學中國經濟思想與實踐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