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增長從何處發力？這問題我們其實已經知道了答案。有目共睹，2015年底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來，政府推出的經濟舉措皆是從供給側發力。可近來有一種聲音，說當前防止經濟下行政府應重點擴需求。擴需求有必要，但不能動搖供給側改革。我寫這篇文章，就是想向讀者解釋穩增長為何要立足于供給側。
一國經濟持續穩定增長,總供給與總需求必須平衡，此乃經濟學基本原理，無需質疑也無可質疑。19世紀初，法國經濟學家薩伊提出了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即薩伊定律)。其言下之意，是說市場經濟不會有普遍生產過剩，保持經濟平衡的重點在供給側。然而不幸的是，上世紀30年代西方經濟出現大危機，平均失業率達25%以上，于是薩伊定律不攻自破，凱恩斯主義應運而生。
讀者對凱恩斯應該不陌生，其代表作是 《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此書于1936年出版后，旋即掀起了一場所謂的“凱恩斯革命”�！锻ㄕ摗酚腥齻�重要觀點：總供給與總需求不能自動平衡（否定“薩伊定律”）；普遍失業是社會有效需求不足所致；擴大就業需國家干預，政府要用擴張性財政政策刺激投資與消費。
很明顯，凱恩斯理論的立足點在需求側。后來有學者對凱恩斯理論又作了進一步拓展。推理邏輯是：從居民與企業兩部門看：供給側國民收入=儲蓄+消費；需求側國民收入=投資+消費。這樣，總供給與總需求要平衡，則儲蓄必須等于投資。若儲蓄不能全部轉化為投資，則總供給大于總需求，生產會過剩，這樣就需政府增加公共支出；若仍不足以令總供求平衡，那么就得擴大出口。
不知讀者怎么看，我可不贊成上面的推論。關鍵一點，凱恩斯講的供求平衡只是總量平衡。事實上，供求平衡不僅要求總量平衡，同時也要求結構平衡。如馬克思當年在《資本論》中分析社會總資本再生產時，就將社會再生產分為生產資料再生產與消費資料再生產兩大部類，并明確提出要實現“價值補償”與“實物補償”兩個平衡。其中價值補償是總量平衡；而實物補償則是結構平衡。
是的，就穩增長而言，結構平衡比總量平衡更重要。結構平衡有助推動總量平衡，而總量平衡卻不能保證結構平衡。何以如此？我們不妨也用國民收入決定模型作分析。凱恩斯說，若只考慮居民與企業兩個部門，供求平衡的條件是儲蓄等于投資。而對此我想問的是，假若結構性原因已造成生產過剩，將儲蓄轉化為投資豈非百上加斤？
有學者解釋，若將兩部門擴展為政府、企業、居民三部門，此問題不難解決，比如可通過增加政府支出擴大需求、消化過剩。我不同意此解釋。政府支出不是無源之水，同時要受政府收入約束。在既定條件下，政府想增加收入，辦法無非是加稅或者發債，可無論政府加稅還是發債，都勢必擠占企業投資。政府投資需求增加而企業投資需求減少，社會總需求未必會增加。
再有一種觀點，說擴大出口可轉移國內過剩。顯然，這是將三部門擴展到了四部門（即增加進出口部門）。不錯，國內商品過�？梢猿隹冢隹趨s不可能擴大內需。要知道，在國際分工條件下，一個國家出口的目的是為了進口，并通過進出口貿易分享國際分工的收益。
由此看來，一個國家穩增長，重點在結構平衡；而解決結構問題，著力點是在供給側。事實最有說服力。1933年羅斯福率先在美國推行新政，之后其他西方國家也跟著效仿，并將凱恩斯主義奉為國策。可結果呢？到上世紀70年代前后這些國家紛紛陷入了“滯脹”，而且無一幸免。
西方國家陷入“滯脹”，凱恩斯學派的地位一落千丈。墻倒眾人推。以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學派宣稱，要對“凱恩斯革命”再革命；以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斷言，政府刺激投資對穩定經濟無效；供給學派強調，政府應從擴大需求轉向供給側減稅。是的，面對結構性矛盾僅擴需求于事無補。從這個角度看，凱恩斯主義確實已經失靈。
既然凱恩斯主義失靈，那么能否用供給學派解決結構問題呢？說過了，供給學派的理論主張是減稅。1981年里根當選總統后，曾根據供給學派的理論大幅削減政府開支，降低個人所得稅和企業所得稅，此舉雖降低了企業成本，也一度推動了經濟復蘇，可最終并未解決結構性矛盾，相反還進一步加劇了結構失衡。時至今日，制造業萎縮、產業空心化仍是美國的一大心病。
有鑒于此，習近平總書記提出了解決結構問題的中國方案：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顧名思義，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三個關鍵詞，一是結構性，即重點是解決結構問題；二是供給側，即改革從供給側發力；三是改革，即主要用市場機制解決結構問題。可見，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不同于凱恩斯學派，也不同于供給學派。
最后說幾句題外話。研究經濟學數十年，總覺得我們過去只是學習借鑒國外經濟理論而自己缺少理論原創。近幾年赴歐美作學術訪問，大家公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一項重大的理論創新，不僅是穩增長的中國方案，也是解決結構問題的全球方案。[作者王東京為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副校長（院長）]
（責任編輯：李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