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供給側”成為經濟政策表述中的高頻詞。11月10日，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適度擴大總需求的同時，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著力提高供給體系質量和效率，增強經濟持續增長動力。11月1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也提出以消費升級促進產業升級，“培育形成新供給新動力擴大內需”。而在早前公布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公報中，也有“釋放新需求，創造新供給”的措辭。

　　作為全新表述，“供給側”概念表明宏觀經濟政策思路的新認知，也指明了今后宏觀經濟政策的走向和著力點。圍繞“供給側”，提供了解讀中國經濟政策和經濟前景的新角度。而回顧“供給側改革”的理論探索和相關先行經驗，對照中國經濟的現狀，就能更清晰地把握“供給側改革”的出發點、內在邏輯和推進領域，加深這一改革對中國經濟的重要意義。

　　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

　　供給學派經濟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后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占據了主動。

　　什么是“供給側”？從字面理解，“供給側”就是相對于需求側，涉及供給的各個方面。上世紀70年代發軔于美國的供應學派是“供給側”經濟研究的先聲，并在大約10年時間里成為日后有名的“里根經濟學”的基礎之一。供應學派的誕生建立在反對凱恩斯主義的基礎上。凱恩斯主義的核心是注重需求側的管理，通過刺激需求達到經濟調控目的，其典型工具是貨幣政策。盡管凱恩斯主義被一再證明在短期內確實行之有效，但長期來看，一味擴大需求會導致持續通脹，進而導致經濟停滯。這正是里根和撒切爾夫人上世紀80年代在美、英上臺時面對的局面。

　　在當時的冷戰背景下，美英的通脹和經濟停滯具有格外的政治放大效應，因此引發了學界和政界的反思。供應學派針對凱恩斯主義的弊端，提出了通過提高生產能力促進經濟增長，而不是通過刺激社會需求促進經濟增長的主張。基于這個基本認識，通過減稅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成為供給學派最鮮明的口號。

　　里根上臺后，于1981年將供給學派的主張結合貨幣學派的主張一起運用到經濟管理中，并分解為削減不包括軍費在內的財政開支，對企業和納稅個人實施大規模減稅，減少對企業的干預，嚴格控制貨幣供應量等措施。這是“供給側改革”的第一次大規模實踐。

　　從里根經濟學的實踐效果看，總體是正向的。里根時期，從1982年12月至1988年5月，美國經濟持續增長65個月，1984年，美國一度實現預算收支平衡。在此后的30年中，美國只在克林頓時期再次做到這一點。此外，美國的通脹率也由13.5%回落到低于5%。在更大的視野中，供給學派經濟思想占重要位置的里根－撒切爾主義，因為度過了經濟停滯危機而在冷戰后期與前蘇聯的對抗中占據了主動。

　　不過，雜糅供給學派和貨幣學派的里根經濟學，也有負效應。比如，減稅計劃導致里根執政期間赤字從一度平衡走向失衡，因為大企業受普遍減稅的益處更多，里根時期美國的貧富差距進一步拉大。

　　自克林頓時期以來，出于平衡赤字的考量，供給學派失去了實踐舞臺。2008年金融危機以后，全球主要經濟體重拾凱恩斯主義，著重用貨幣政策刺激需求。到今天，其弊端再次凸現：歐洲沒有因為貨幣刺激解決債務危機，日本“安倍經濟學”邊際效應遞減，貨幣戰隱患出現。這說明，無論哪種經濟思維，都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這也意味著，中國新提出的“供給側改革”，必然要汲取國際實踐的經驗教訓，作出符合自身實際情況的詮釋。

　　改革只能是“中國經濟學”

　　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

　　無論是供給學派、貨幣學派還是凱恩斯主義，在各國的經濟管理中都不可能單項使用。

　　上世紀80年代美、英等國的供給學派思維實踐，盡管能為中國的“供給側改革”提供借鑒，但無論在內涵上還是路徑上都會有很大不同。這是以下幾個因素決定的：其一，中國進行“供給側改革”的經濟形勢與里根時期不同。里根推行供給學派主張時，美國經濟增長率為負，通脹率為兩位數。而今天的中國經濟仍保持著主要經濟體中相對的高增長勢頭，通脹風險尚未出現。其二，國際背景不同。里根對供給學派的應用，有冷戰這一重要考量。而今天的國際背景沒有冷戰因素，各經濟體之間的融合程度達到空前水平。其三，發揮空間不同。經濟形勢的差異，決定了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具有更大的空間，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偏靈活的貨幣政策使用的空間更大。這意味著中國實施“供給側改革”，交叉運用各種政策工具的空間更大。其四，著力點不同。里根時期的“供給側改革”，一個主要著力點是“減”，減少福利開支就是其重要組成部分。而中國的“供給側改革”主要著力點在于“改”，比如在福利開支方面，從目前的政策運用看，不僅不可能減，相反會繼續增加社會福利的投入。

　　最關鍵的是，中國具有與美國不同的經濟管理傳統，面對的是不同的經濟現實情境。什么是中國的經濟現實情境？一方面，供給側不足的弊端已經凸現。在投資面臨邊際效益遞減、出口面臨外部環境不穩定考驗的情況下，刺激消費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三駕馬車”中最重要的一駕馬車。然而，網絡消費和出境消費的迅猛增長表明，消費內需已得到足夠的刺激，關鍵在于沒有轉化為拉動經濟增長的內需，許多消費力轉為外需。不強化供給側管理和改革，就無法聚集經濟增長的動能。另一方面，現實中還存在供給側不足的許多因素，制約了經濟增長。比如，許多低效或無效產業、企業占據了過多的生產資源，只能“賠本賺吆喝”；舊的調控手段限制了正常的消費內需；滯后的制度因素抑制了企業活力，等等。

　　這決定了，盡管在減稅、減少政府干預、防止貨幣發放無序增長等方面，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很可能與美國的供給學派理論和實踐有相似之處，但不會是供給學派理論的照搬照抄。中國的“供給側改革”，只能、也一定是針對中國經濟現狀的改革。

　　改革涉及的重點領域

　　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供給側改革”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歷史經驗表明，劃定重點領域，進行重點突破是讓改革達到最高效率的最好辦法，越是針對性強的改革越是如此。那么，“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是什么？

　　10月8日至10日，中央財辦主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劉鶴在廣東考察時的講話，給出了部分回答。劉鶴表示，要大力推進市場取向的改革，更加重視“供給側”調整，加快淘汰僵尸企業，有效化解過剩產能，提升產業核心競爭力，不斷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要把增強企業活力放在突出位置，堅持基本經濟制度，引導好社會心理預期，重視產權保護和知識產權保護，完善商業法制，切實發揮企業家重要作用，著力營造扶商、安商、惠商的良好市場環境。這預示著，在產業層面，淘汰僵尸企業，化解過剩產能，激發企業活力，將是“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十一次會議上的講話，更全面地為“供給側改革”下了定義：其一，“要促進過剩產能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化解過剩產能，通過價格調整、企業整合淘汰、拓展外部市場是主要方式。這意味著，從央企到地方國企的整合將向下層逐級推開，“一帶一路”的建設進程將加快。這關系到產業層面供給的改善。

　　其二，“要降低成本，幫助企業保持競爭優勢”。這意味著企業將通過結構性減稅獲益。實際上，此前明確的“適當降低社保繳費水平”，與降低成本的政策信號一致。這是在財稅制度層面改善供給。

　　其三，“要化解房地產庫存，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這是對房地產作為支柱產業的再次確認。促進房地產業持續發展，不僅因為這一行業能帶動鋼鐵、水泥、電解鋁等許多下游產業的發展，化解這些行業的產能，有效拉動就業，還在于從推進“人的城鎮化”考量，房地產業的發展是讓2.5億缺乏相應市民權利的城鎮常住人口能真正定居下來的必要物質前提。這是在調控層面消除供給制約。

　　其四，“要防范化解金融風險，加快形成融資功能完備、基礎制度扎實、市場監管有效、投資者權益得到充分保護的股票市場”。這一論述表明了最高領導層對股市發展的態度。股市既是企業的直接融資平臺，也是普通投資者合法獲得財富、提高消費能力的主要平臺。這是在資本層面強調供給的穩定性。

　　產業層面、調控層面、財稅制度層面、資本層面的新部署，勾勒出了“供給側改革”的重點領域和規模。顯然，這些層面的改革都非一日之功可竟，這也表明“供給側改革”不是針對經濟形勢的臨時性措施，而是面向全局的戰略性部署。

　　改革成效的決定因素

　　制度因素、組織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根據經典定義和決策層對“供給側改革”的表述，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是“供給側改革”的目的。什么是全要素生產率？就是在資本、勞動、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投入量不變的情況下，無形生產要素推動的生產率提高。在中國，由于普遍的技術進步還未到來，因此無形生產要素應當主要包括制度因素和組織創新能力。也就是說，制度因素、組織創新能力能否突破束縛，決定著全要素生產率的提升空間，也由此決定著“供給側改革”的成效。

　　事實上，在制度因素方面，能否改進供給是現在面臨的一大問題。比如，在人口紅利衰減的趨勢形成后，應當制訂什么樣的人口政策保證充足和更高素質的人力資本供給？在中小企業天然缺乏高等級信用的情況下，應當制訂什么樣的金融政策讓中小企業得到資金供給？在放寬房地產市場調控的預期中，應當制訂什么樣的政策既能讓房地產行業發揮經濟引領作用，又避免形成過大價格泡沫？這些問題都是老問題，但一直沒有明確的解決方案。調控歷史表明，跳出“一管就死、一放就亂”的怪圈，必須跳出短期利弊的思維視野，從長遠利益考量，讓制度因素與經濟增長的長遠目標相匹配。讓“供給側改革”達到預期效果，制度供給的創新是最重要的前提。

　　此外，組織能力的優化對“供給側改革”也起著重要作用。目前已經推進或正在部署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商事制度改革、國企改革等，既涉及政府組織，也涉及政府資金主導的大型企業組織，這些都屬于組織能力優化的新探索。“供給側改革”強調了繼續推動這些改革的重要性。而從全局來看，不僅政府組織、大型企業組織需要優化能力，數量龐大得多的微型組織能否優化，同樣重要。當前，大量微型組織生存發展困難較多，優化這些組織的能力，為其提供寬裕的市場進入空間，通過減稅等措施減輕其壓力是當務之急。如此才能提高其生存能力，創造鼓勵創新的應有環境。

　　要看到，在有形生態要素投入不變的情況下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只是理想狀態的表述。事實上，目前資本、勞動、土地等有形生產要素不是沒有變化，而是在沖向高點后發生了逆變化，通過有形要素提高生產率的空間已變得狹小。就此而言，推行“供給側改革”以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已相當迫切。

　　細觀之下可以發現，“供給側改革”盡管是全新表述，但與現在已經部署并次第展開的一系列改革高度重合。從本質上看，盡管“供給側改革”意味著經濟宏調著力點可能發生變化，但不是改革總體思路的調整，而是一系列改革更具象、更明確的表達。這表明，一系列相關改革將獲得更具象、更明確的操作路徑，并帶動改革紅利更快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