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關鍵在于循環起來，而不在于內或外。只要能正常地循環起來，國民經濟就會平衡穩定地向前發展，至于資源要素和產出是在國內市場實現，還是在國際市場實現，那是企業按照市場的原則所進行的自主抉擇。

　　馬克思《資本論》對資本主義經濟運行的研究，最重視的問題之一是資本的再生產循環過程，他認為在生產過程最容易出現斷裂或堵塞的環節，就是“商品—貨幣”的實現階段，這是資本的“驚險的一躍”。同樣，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運行中，如果一些重要的因素如市場實現問題的障礙不破除，那么就會出現諸多堵點。打通我國經濟雙循環的任督二脈，直接關系到新發展格局的確立。從實踐經驗看，關鍵在于打通供給、需求、機制和市場一體化等四個方面的堵點。

　　提升科技創新能力打通供給堵點

　　以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為突破口，打通雙循環供給方面的堵點。我國在全球不僅經濟體量規模巨大，而且產業門類最為齊全，但是突出的問題是一些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部分關鍵元器件、零部件、原材料依賴進口，供給處于瓶頸或卡脖子狀態，大到現代科研儀器設備、精密機床、半導體加工設備、飛機的發動機，小到圓珠筆芯的滾球、高鐵的螺絲釘、電子芯片等，大都被發達國家企業壟斷，構成對我國產業安全的威脅。這是推動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際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形成中最大的供給方的障礙。

　　打通科技創新能力供給方面的堵點，關鍵是要改善科技創新生態，激發創新創造活力。具體來說，一是要長期堅持和重點加強基礎研究。很多“卡脖子”的技術問題，根子是基礎理論研究跟不上，源頭和底層的東西沒有搞清楚。基礎研究要提倡好奇和興趣驅動，要有歷史的耐心，戒除評價體系上的急功近利和浮躁傾向，同時要形成政府資金為主、社會多渠道參與的投入機制。二是要改善和優化創新人才培育的生態氛圍。提升科技創新能力的根本源泉在于創新人才的培育。我國擁有龐大的科研人員和工程師隊伍，為什么世界原創技術很少？原因是多方面的，缺少具有國際水平的戰略科技人才、科技領軍人才、創新團隊脫穎而出的生態氛圍，無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尊重人才成長規律，按照科研活動自身的規律行事已成為培養造就一批世界頂尖創新人才的關鍵。三是以市場為基礎，完善科技創新的新型舉國體制。絕大多數有關經濟、社會、民生的現實問題，都要以市場為基礎，選擇科技創新的需求導向和問題導向，如農業的種子，工業方面的芯片，健康方面的生物醫藥等。在優化科技資源配置上，也要以市場為基礎，充分發揮企業組織形式的市場主體在技術創新中的主體作用，推動創新要素在國家產業政策指導下向企業集聚。

　　提高生產率打通需求堵點

　　以提高生產率為突破口，打通雙循環需求方面的堵點。形成新發展格局的關鍵鏈接點在于內需。只有具有強大的內需市場，才能把世界的供給中心（生產能力提供者）轉化為世界的需求中心，把客場全球化轉化為主場全球化，把國內市場與國際市場鏈接起來并順暢地實現循環過程。中國經濟總規模雖然名列世界前茅，但總體上還是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中國家經濟的基本格局。鑒于此，中國龐大的國內市場優勢，現在還是潛在的而不是現實的。提升國內消費需求水平，最直接的途徑是提高國民收入中居民分配的比重，但是根本的途徑還在于提高勞動生產率，只有按照勞動生產率上升幅度適當大于平均工資上升幅度的原則來增加社會成員的收入水平，才能在所創造的財富不被分光吃盡，才能使財富總盤子增加的前提下，達到真正的富民目的，否則居民收入的增長就難以有扎實的基礎，也很難持續下去。社會財富的增長只能通過增加勞動投入、提高勞動生產率兩個途徑來實現。其中提高生產率的辦法，也只能是技術進步、機器勞動替代人類勞動、鼓勵勞動者積極性提高、改善經濟體制等。隨著我國老齡化社會的來臨，人口紅利急需要轉換為人才和知識紅利，因此增加社會財富的辦法只能是通過加大知識投入，加大機器使用等形式來提升生產率。另外，提升國內消費需求水平，在居民人均收入不變的前提下，還可以通過增加政府公共支出、更多地承擔政府調節職能的途徑來實現。政府為居民承擔的基本住宅、醫療、教育、養老等方面的公共支出越多，除了能增加勞動者獲得感和幸福感、激勵其投身發展的積極性外，還能墊高居民消費支出的“護城河”，從而增加居民消費的安全感，強迫儲蓄的比重自然降低、消費比重得以自然提高。

　　深化結構調整打通機制堵點

　　以結構調整為突破口，打通雙循環機制方面的堵點。結構不均衡會極大地影響甚至決定雙循環新發展格局的形成和穩定運行，這是必須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一主線的主要依據。例如，從所有制結構看，目前民營經濟發展與外資企業、國有企業的競爭條件并不均等，面臨著“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高低門”等進入障礙，如果不運用《競爭法》破除一切針對民營企業的行政壁壘和政策歧視，那么中國市場上最有活力的這個市場主體就無法正常地在雙循環新格局中發揮積極作用。再如，從地區經濟結構看，過去按照地區推進改革開放和制定政策的辦法，導致了一系列的政策“洼地效應”，是地區間存在著嚴重的開放歧視和不均衡現象的根源，由此影響統一、競爭、開放、有序市場的建設。形成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必須按地區公平的原則推進政策實施過程，平等一切區域間的發展條件和政策的差異。還有，分配結構不均衡則會直接導致雙循環的機制性堵塞。在一個社會成員的收入分配扭曲的社會結構中，由于高收入者的消費邊際傾向很低，低收入者沒錢消費，即使這個社會人均收入很高，也達不到擴大內需的作用。因此降低財富和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數，讓中等收入群體逐步形成并具有強大的消費能力，就是一種最有利于擴大內需的制度安排，也是最優的社會結構。就初次分配而言，值得注意的一是財富在國內居民與外國投資者之間的分配。GDP中外資拿得多，自然本國居民就會拿得少。依靠吸收外資來發展經濟的地方，如江蘇蘇南地區，都普遍存在這一分配失衡的問題。二是財富在資本與勞動之間的比例。資本所有者拿多了，勞動者的收入和需求就受到嚴重抑制。因此不讓勞動者分享發展利益的經濟體制，是不可能走得長遠的。就再分配而言，目前其結構失衡影響雙循環的主要表現是：一是收入和財富在居民、企業和政府三者之間的分配失衡。政府和企業從國民收入總盤子中拿多了，居民拿得就少了。這是聚焦富民戰略、形成中等收入群體占主導的社會結構的軟肋。二是財富在金融、房地產與實體經濟之間的分配失衡。現在實體經濟盈利能力弱，而虛擬經濟過火，金融、房地產部門在分配中處于強勢地位，誘導資源和要素過多投入到虛擬經濟部門，這是導致我國產業結構失衡的內在根本原因。

　　加大對內開放打通市場一體化堵點

　　以加大對內開放為突破口，打通雙循環市場一體化方面的堵點。形成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讓中國的市場成為全球市場的一部分，使中國新一輪的經濟全球化在主場市場進行，關鍵的問題還在開放，既要對外開放，更要對內開放，使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相互銜接和均衡。

　　為了推動開放發展，目前中國開放戰略的思路面臨著重大轉換，即要從過去強調對外開放，轉向對外開放與對內開放共同促進、共同發展，既要以對外開放倒逼對內開放，更要以對內開放促進和提升對外開放的水平和層次。現在對內開放的緊迫性和重要性不亞于對外開放，進一步對內開放已經成為深化對外開放的基礎和前提。過去我們用對外開放倒逼對內改革，是一個很聰明的策略選擇。如，為了適應WTO的規則，我們不得不進行企業體制、稅收體制、外貿體制、補貼制度以及審批制度等一系列改革，給企業在市場上以更多的自由選擇，使政府的做事規則更接近國際慣例的要求。但也應該看到，僅僅開放國門，對舊體制的沖擊還是有限的，很多實質性的東西，最終需要有內部的動力來推動變革，如要素市場化改革，尤其是土地市場、資本市場化配置等等，涉及權力關系、利益關系的重大調整和徹底重組。結構性改革所需要的降低行政壁壘、降低企業稅費、降低對國有企業補貼等，都涉及對政府職能的改革和權力的再配置，關系到如何充分發揮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問題。如果沒有進一步的對內開放，國內的市場主體尤其是民營經濟就不能在寬松自由的環境中發育，市場組織、個人和社會機構缺少成長的空間，市場工具就沒有運用的條件，市場機制也就無法在資源配置上逐步替代計劃和行政機制。我們強調雙向循環要對內開放，就是強調要對本國公民的開放，要把政府機構為民眾包辦的一系列經濟事務的選擇權賦予個人和家庭，讓其自由選擇、自我發展。從開放的內容看，對內開放就是要破除一切被行政權力壟斷的行業和部門，實行自由進入和自由退出。

　　（作者系國家高端智庫建設培育單位長江產業經濟研究院院長、南京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