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來，多所高校陸續發布2020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各校畢業生的平均薪酬也隨之公布。其中，有媒體援引南京大學的相關報告稱，該校2020屆被調查畢業生中，平均薪酬為17.83萬元/年，較2019年上漲3.21萬元；四川大學2020屆畢業生的薪酬水平則與學歷層次呈明顯的正相關，其中博士畢業生的月平均收入接近1.3萬元。

　　以薪酬作為畢業生發展的評價指標，是否已不合時宜？當然沒有。不獨國內，國外也將薪酬作為反映畢業生發展情況的一個重要指標。這一方面是因為，相對來說，薪酬數據是可以比較客觀反映現實的一個指標，此外，借助薪酬數據能夠進行更加細致的分析，如追蹤觀察不同專業畢業生在畢業不同時段的職務晉升與薪酬發展狀況。

　　因此，這個問題的關鍵就轉化為，高校當前的薪酬數據是否真實反映了客觀情況，是否能用于分析畢業生就業質量？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不太樂觀。

　　嚴峻的疫情形勢下，高校畢業生年薪真能達17萬元之多嗎？同為“雙一流”建設高校，畢業生的年薪為何差距如此之大？社交網絡上諸如此類的討論和質疑背后，焦點也停留在薪酬數據的真實性和有效性上。科學審視各高校發布的就業質量報告，不僅可以有效回應網絡爭論，對推動完善高校畢業生就業數據統計和調查體系也不無裨益。

　　其實，由于各校采取的調查畢業生薪酬的方法不同、樣本不同，不僅本校畢業生的平均薪酬數據缺乏足夠的客觀性、公信力，在此基礎上進行的各校數據比較就更不足為信了。要想評價各校畢業生的就業質量，亟須改變目前由各校分別發布就業質量報告的做法，代之由第三方機構進行統計和調查，同時保證有一致的統計、調查辦法。

　　不少人以為高校畢業生平均薪酬數據，是根據對每個就業的畢業生的實際薪酬進行統計后得出的，但從各校發布的就業質量報告看，并非如此。這些數據其實是由相關課題組對畢業生進行網絡調查而得出的結果。比如，四川大學和南京大學的調研均通過網絡問卷完成，細察兩校回收的有效問卷也不難發現，兩者的樣本結構有很大不同。更值得關注的是，樣本的代表性也存疑，各校的網絡調查均由畢業生自愿填寫，并沒有對樣本對象進行選擇，那么自然是高薪酬的畢業生填寫意愿更強，研究者對低薪酬畢業生的選擇性忽略，肯定會得到失真的最終數據。即便是被填寫的這些數據，由于是自我報告得來的，也很難保證它們的準確性。

　　鑒于以上種種，目前各高校發布的就業質量報告，因畢業生學歷結構不同、調查樣本不同，很難具有可比性，以此來評價各校畢業生的就業質量情況，就難免會出現各說各話的情形。要讓畢業生就業數據更具公信力、更具參考價值，就有必要對統計、調查發布就業數據的方法進行調整。

　　首先，應由獨立的第三方統計發布高校畢業生的就業情況。鑒于畢業生就業情況直接關系到高校的聲譽、招生以及與社會機構的合作，由高校自己統計、調查發布就業情況，公信力會打折扣。其次，不能只關注大學畢業生畢業時的就業情況，要對畢業生的中長期就業情況進行跟蹤，尤其是進行雇主調查，以此更加全面、客觀了解畢業生的就業與職業發展，以及雇主對畢業生的能力及素質評價。

　　（作者：熊丙奇，系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