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關“過罰相當”，官方再次發聲。

　　在7月8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最高人民檢察院相關負責人表示，實踐中對一些小攤小販、小微企業的行政處罰違反“過罰相當”原則，處以高額罰款，既不符合法律精神，不符合公平正義的要求，也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利益，甚至嚴重影響了當事人的生產生活，不利于他認識錯誤、改正錯誤，建立對法治的信賴，檢察機關應當依法開展法律監督。

　　近年來，“小過重罰”頻頻引發爭議。從老人賣菜獲利14元被罰10萬元，到賣份“拍黃瓜”被罰5000元，再到耳部護理店“獲利500罰款22萬”……“小利”和“重罰”的巨大反差，拉扯著公眾神經。部分小攤小販、小微企業本就經營不易，也沒有明顯的主觀惡意，且對相關法規不甚了解，卻遭遇“罰你沒商量”，不僅情理上說不過去，還容易產生“以罰代管”“罰款式創收”之嫌，影響營商環境和政府形象。

　　不枉不縱，方能以理服人。行政處罰法第四條明確提出，行政處罰必須以事實為依據，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相當，第三十三條也規定了“違法行為輕微并及時改正，沒有造成危害后果的”等三種不予處罰情形。但出于種種主客觀原因，行政執法人員或是機械運用相關條款，不能合理行使自由裁量權，或是在行政處罰法與其他法律法規不一致時，沒有正確處理其適用關系，部分行政處罰違反比例原則，食品安全領域較為多發。

　　對此，既要進一步細化執法規范，也要依法開展法律監督。2022年9月，國務院發布《關于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降低市場主體制度性交易成本的意見》，特別強調“嚴格規范政府收費和罰款”；今年2月，國務院印發《關于進一步規范和監督罰款設定與實施的指導意見》，針對以罰增收、以罰代管、逐利罰款等不當罰款行為，出臺了一系列有針對性的指導意見。此番最高檢表示，將加強涉市場主體行政訴訟監督，運用大數據賦能檢察監督，深化“小過重罰”系統治理，顯然很有必要。

　　當然，光是事后“糾偏”還不夠。從執法環節來看，指望人人都能像專家那樣，對各種復雜法律條文了如指掌，這并不現實。對典型個案的討論，歸根到底，是要推動行政處罰裁量的規范統一，避免“同案不同罰”。“一個鮮活的案例勝過一沓文件”，今年2月，市場監管總局就提出，建立和推行案例指導制度，最高檢會上還發布了“檢察護企”行政檢察典型案例，體現出鮮明的協同聯動意識——其中，有兩起案例涉及行政處罰過重問題，檢察機關通過抗訴、公開聽證等方式，督促行政機關撤銷了不合理的行政處罰，確保“過罰相當”。

　　“銷惡于未萌，彌禍于未形。”處罰的主要目的是教育，降低社會管理成本，促進公平競爭，執法的力度和溫度，統一于“服務”二字。從這個角度看，以法治力量為小攤小販、小微企業提供堅實后盾，激活經濟運行中的“毛細血管”，既是“護民生”，也是“拼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