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政府最近宣布2024年德國經濟增速預計將下降0.2%，這意味著這個歐洲最大經濟體可能連續兩年面臨經濟萎縮。在地緣政治動蕩、能源危機延宕、外部市場萎縮、國內經濟不振等一系列內外因素影響下，作為德國經濟支柱之一的制造業也正遭遇冷戰后三十多年未有之難，連德國國內輿論都開始擔心“德國制造”能否頂住總理朔爾茨所說的“時代轉折”。

　　事實上，對于德國制造業下行壓力加劇的關注近年來不斷增多。從國際輿論對于德國“去工業化”的討論，到本國產業界警告德國將有成為“工業博物館”的風險等，類似說法背后都是基于冷戰結束以來德國實體經濟幾大支柱性優勢，比如穩定充足的能源供應、全球化帶來的市場機遇以及勞動市場總體趨穩等，日趨式微甚至崩塌。同時，新一輪科技革命給“德國制造”傳統強項帶來的沖擊也在日益加大。

　　能源是工業發展穩定性的重要基礎，也是德國乃至歐洲經濟的長期短板。始自冷戰期間開拓的德俄能源合作關系曾使雙方經濟形成互補和共贏格局，德國也曾通過推進“北溪”項目等夯實利益基礎。但烏克蘭危機使得這種關系被嚴重撕裂，德國和歐盟試圖通過進口替代、開源節流實現能源“去俄化”，但在供應穩定性和成本可靠性等方面付出沉重代價，能源供應特別是天然氣不得不更加看市場臉色，這也進一步加重了其成本劣勢。

　　在外部市場方面，“德國制造”能夠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冷戰后經濟全球化和歐洲一體化釋放出的紅利。憑借傳統技術優勢，德國工業在全球市場自由化進程中開疆拓土，歐盟東擴也使德國在剛融入全球經濟體系的中東歐國家中占據顯著優勢。但隨著時間推移，經濟全球化逐漸轉向“慢全球化”甚至面臨“逆全球化”挑戰，不少國家的國內市場和國際貿易量增長放慢。與此同時，全球化利益分配失衡和經濟權力轉移，也引發一些國家貿易保護主義和經濟民族主義傾向上升，國際范圍內的貿易限制措施不斷增加。另外，發展中國家工業化和現代化進程的推進也意味著其制造業水平不斷上升，德國等發達國家過去某些“躺著掙錢”的行業勢必遭遇嚴峻挑戰。

　　在勞動力方面，隨著產業轉型和人口結構變化，德國制造業特別是與數字和綠色產業聯系密切的領域勞動力缺口日益擴大，勞動力供給遠遠達不到企業發展需求。調查顯示，德國國內76%的中型工業企業將勞動力成本和技術工人短缺列為最大挑戰。

　　而在數字化和綠色化“雙轉型”方面，德國一直有著較強的憂患意識和戰略眼光，曾提出以人工智能、大數據等尖端數字技術驅動傳統工業轉型的“工業4.0”戰略，甚至“能源轉型”一詞最早就是出自德國，這凸顯了德國試圖在經濟和能源綠色轉型方面引領理念與實踐之先。但在實際實施過程中，德國和歐盟的數字化和綠色化發展因為政策法律掣肘、創新和投資瓶頸以及人才技術相對不足等因素，進展遠低于預期，德國汽車、精密機械等傳統行業至今無法獲得“雙轉型”的足夠賦能。

　　當然，深厚的積淀和長期的結構性優勢使得德國工業不會一朝一夕就黯淡下去，德國制造業占GDP比重達18.44%，居于發達國家前列；德國研發人員數量（45萬名）、研發占GDP比重（3.19%）、“隱形冠軍”企業（1307家）數量等也處于遙遙領先的地位。未來，德國要想在“時代轉折”沖擊下完成工業乃至整體經濟的轉型和長遠發展，既需要合理的產業政策扶持，也需要以卓越的戰略眼光處理與主要大國經濟關系，在發展和安全的平衡中謹慎前行。（作者是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歐洲研究所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