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決定》提出，“科學的宏觀調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的內在要求”。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我國發展進入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的時期，對進一步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于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的重要指示精神，以體制機制創新為重點，進一步提升我國宏觀經濟治理能力和水平，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強大動力。

　　宏觀調控理念與思路不斷創新

　　科學有效的宏觀經濟治理是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客觀要求。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我國宏觀經濟治理思路不斷創新完善，治理能力穩步提升。一方面，尊重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建立健全宏觀調控體系；另一方面，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充分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在保持經濟總量平衡的同時促進經濟結構優化，進而引導國民經濟持續、快速、健康發展，為健全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奠定了基礎。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處于新的歷史方位，發展中不平衡、不協調、不可持續問題依然突出，發展方式依然粗放，城鄉區域發展差距和居民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較大。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不斷提高宏觀調控的科學性和預見性，把握好宏觀調控的方向、時機、節奏、重點和力度，通過科學的宏觀調控為轉型升級和改革創新提供重要環境保障。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宏觀調控的主要任務是保持經濟總量平衡，促進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減緩經濟周期波動影響，防范區域性、系統性風險，穩定市場預期，實現經濟持續健康發展。2017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堅持適應我國經濟發展主要矛盾變化完善宏觀調控，相機抉擇，開準藥方，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為經濟工作的主線。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史，經濟政策是以供給側為重點還是以需求側為重點，要依據一國宏觀經濟形勢作出抉擇。供給側管理重在解決結構性問題，注重激發經濟增長動力，需求側管理重在解決總量性問題，注重短期調控，二者都是宏觀經濟調控的基本手段。放棄需求側談供給側或放棄供給側談需求側都是片面的，二者不是非此即彼、一去一存的替代關系，而是要相互配合、協調推進。隨著國際環境發生深刻變化，加之受世紀疫情的巨大沖擊，需求側矛盾也變得突出。適應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新變化，必須整體把握宏觀經濟運行的基本態勢，從系統論出發優化經濟治理方式，強化全局觀念，在多重目標中尋求動態平衡。《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提出，“完善宏觀經濟治理體制”“進一步提高宏觀經濟治理能力”。“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明確提出，“健全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目標優化、分工合理、高效協同的宏觀經濟治理體系”，將“完善宏觀經濟治理”作為“提升政府經濟治理能力”的重要內容，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性顯著提升。

　　習近平總書記對于宏觀經濟治理的一系列科學論述，是宏觀調控理念與思路的全面升級與創新，是對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治理實踐的集中總結與高度凝練，對于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具有極為重要的意義。

　　新時代宏觀經濟治理的鮮明特點

　　基于中國經濟治理實踐的“宏觀經濟治理”，是中國自主的經濟學知識體系的重要成果。新時代宏觀經濟治理具有鮮明特點。

　　一是突出以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改革開放特別是黨的十八大以來，國家發展規劃對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的作用明顯增強。《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依據國家中長期發展規劃目標和總供求格局實施宏觀調控”，并強調“增強可預期性和透明度”。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和2035年遠景目標。國家發展規劃具有戰略導向作用，各類宏觀政策都必須與之保持一致性。

　　二是以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為主要手段。黨的十八大以來，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在宏觀調控中的主要地位得到進一步強化，有效提高了宏觀經濟治理的整體效率。我國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對短期經濟波動進行逆周期調節，保障了經濟平穩健康發展。面對錯綜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我們主動作為，不斷創新宏觀調控思路與方式，經濟社會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展現出強大的韌性和潛力。

　　三是強調就業、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緊密配合。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是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和重要目標。我國就業優先戰略深入實施，2019年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積極的就業政策不斷豐富發展。產業、投資、消費、環保、區域等政策是經濟發展的重要保障，推動各領域政策同向發力、形成合力，能夠在更大程度上改善宏觀經濟運行質量、提升宏觀經濟治理效能。近年來，通過不斷完善與就業容量掛鉤的產業政策，支持吸納就業能力強的服務業、中小微企業和勞動密集型企業發展，注重發展技能密集型產業，支持和規范發展新就業形態，有效帶動了高質量充分就業。

　　四是跨周期設計與逆周期調節并重。一方面，針對經濟發展中的短期波動，要通過逆周期調節確保經濟始終運行在合理區間；另一方面，更好解決影響中長期發展的結構性、體制性問題，要加強宏觀政策跨周期調節，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兼顧應對短期經濟波動和保障中長期經濟發展。2020年7月30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首次提出，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跨周期設計是宏觀經濟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宏觀經濟治理區別于傳統宏觀調控的重要特點，有利于做好前瞻性、全局性、整體性政策布局，保持宏觀經濟穩定。

　　五是不斷創新并逐步形成了“區間調控+定向調控+相機調控”的宏觀調控思路。我們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方式，堅持總量調節和定向施策并舉，采取相機調控、精準調控措施，在區間調控基礎上加大定向調控力度，增強針對性和準確性。全新的宏觀調控思路和政策工具，推動了重大經濟結構協調和生產力布局優化，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避免了大起大落風險。

　　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的重要部署，也是發揮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優勢、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是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重要體現。健全宏觀經濟治理體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要突出體制機制改革，從多個維度綜合施策，強化重點、注重系統集成，統籌推進財稅、金融等重點領域改革，增強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

　　一是進一步完善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強化國家戰略規劃體系和政策統籌協調機制。一方面，以國家發展規劃為戰略導向，構建國家戰略制定和實施機制，健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規劃制度體系，強化國家戰略對專項規劃和區域規劃等相關規劃的宏觀引導、統籌協調，促進高效銜接，加強國家重大戰略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圍繞實施國家發展規劃、重大戰略，制定財政、貨幣、產業、價格、就業等政策。把經濟政策和非經濟性政策都納入宏觀政策取向一致性評估，健全預期管理機制和國際宏觀政策協調機制，形成宏觀經濟治理合力。同時，進一步完善現有統計指標核算體系，為實行國家宏觀資產負債表管理、優化各類增量資源配置和存量結構調整奠定基礎。

　　二是完善推動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區域重大戰略、主體功能區戰略等相互銜接、深度融合的機制。國家重大區域發展戰略是國家重大發展戰略的有機組成部分，區域是重大發展戰略的空間載體。以區域治理體制機制創新構建優勢互補的區域經濟布局和國土空間體系，將對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發揮重要支撐作用。要進一步健全制度和政策體系，推動西部大開發形成新格局、東北全面振興取得新突破、中部地區加快崛起、東部地區加快推進現代化；推進區域一體化發展體制機制改革創新，推動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等地區更好發揮高質量發展動力源作用，高標準高質量推進雄安新區建設，推動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建設走深走實，優化長江經濟帶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機制。

　　三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財稅體制是影響資源配置的重要基礎制度，深化財稅體制改革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應有之義。建議通過拓展地方稅源，適當擴大地方稅收管理權限，完善財政轉移支付體系、政府債務管理制度，適當加強中央事權、提高中央財政支出比例等多種途徑，增加地方自主財力，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為暢通財政政策傳導機制提供制度保障；在健全有利于高質量發展、社會公平、市場統一的稅收制度和優化稅制結構的同時，深化預算制度改革，加強財政資源和預算統籌，加強公共服務績效管理，為國家重大戰略任務和基本民生提供財力保障。

　　四是深化金融體制改革。金融體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深化金融體制改革是完善宏觀調控制度體系和健全宏觀經濟治理不可或缺的內容。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是現代貨幣政策框架、金融基礎設施服務體系、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體系和國際金融協調合作治理機制的總和，要通過完善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暢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增強宏觀經濟治理能力；健全服務實體經濟的激勵約束機制，大力發展科技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養老金融、數字金融等，同時健全投資和融資相協調的資本市場功能，發展多元股權融資，加快多層次債券市場發展，優化國有金融資本管理體制；完善金融監管體系，依法將所有金融活動納入監管，筑牢有效防控系統性風險的金融穩定保障體系，推動金融高水平開放，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治理和合作。（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國家治理教研部副主任 李江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