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中央統籌國際與國內、著眼當前與長遠、兼顧戰略與戰術作出的戰略決策。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著眼提高供給質量，用改革的辦法推進結構調整，矯正要素配置扭曲，擴大有效供給，提高全要素生產率，更好滿足廣大人民群眾的需要，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要從生產端入手，重點是促進產能過剩有效化解，促進產業優化重組，降低企業成本，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現代服務業，增加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提高供給結構對需求變化的適應性和靈活性。

　　相對于需求側投資、消費、出口“三駕馬車”的拉動，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強調勞動力、土地、資本、創新等要素資源和優化配置，進而提升供給質量與供給效率。而創新帶來的技術創新和效率提高是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是提升供給質量與效率的重點。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三大發動機”，即制度變革、結構優化和要素升級，其核心都是創新。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創新始終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終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對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說，其本質也是要呼喚創新。

　　呼喚制度創新激發微觀經濟活力。微觀主體是市場經濟發展的基石，激發微觀經濟活力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支撐。通過制度創新，可以進一步形成有利于市場和企業創新的體制機制，破除阻礙創新的體制機制，更好地釋放改革紅利，充分激活微觀經濟主體的潛力與活力。為此，應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以及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例如，針對束縛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政府應加大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優化服務的力度，深化行政審批制度改革；針對人口紅利下降，勞動力成本上升，應深化教育體制改革，更加注重加強教育和提升人力資本素質，積極探索創新型人才培養和成長機制，造就高素質人才隊伍；針對我國金融市場的結構失衡、功能不全等問題，應全面推進金融制度改革；針對當前經濟下行、財政收入增速放緩、財稅改革外部環境嚴峻的情況，應繼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適度加強中央事權和支出責任。

　　呼喚技術創新推動產業轉型升級。技術創新能夠發掘和形成新的經濟增長點，解決當前結構性產能過剩、資源依賴以及破解資源過度依賴引發的一系列環境困境，進一步引導產業轉型升級，以更好地提高效益。一方面，通過產品研發和創新來提高產品質量，打造核心競爭力。通過技術、產品、業態、營銷模式、管理方式等方面的創新，提高產品的技術含量和工藝水平，以有效提升其供給品質，促使行業提質增效，推動產業向中高端邁進，形成競爭新優勢。另一方面，通過技術創新改造傳統產業，培育新興產業，推動產業轉型升級。隨著可穿戴設備、虛擬技術、機器人與服務、分享經濟等一大批新技術、新業態的出現，不僅將衍生出新興行業，而且新技術與傳統行業結合凸顯出的新商機將使傳統產業的轉型升級迎來重大機遇。

　　呼喚理論創新形成可持續發展動力。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上需要創新的地方很多，如怎樣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等。只有建立解決這些問題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理論框架，作為我們制定政策的理論基礎，才能形成可持續增長的動力。因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創新，任重道遠，刻不容緩。理論創新不能脫離實踐，要源于實踐，且高于實踐，指導實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理論創新要基于國內外已有的經濟理論和實踐經驗，牢牢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這一理論基礎，同時結合中國的國情特色和經濟改革發展的歷程和經驗，再進行升華和創新。理論創新做好了，才能解決實踐中出現的新問題，應對隨時可能產生變化的新挑戰，走出理論研究的新路，推動可持續發展。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正在呼喚創新。“十三五”時期，經濟結構能否實現戰略性調整，關鍵就在于能否把創新貫穿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全過程，在創新發展上邁出實實在在的步伐。只有堅持不懈地推動制度創新、技術創新、理論創新，才能更好地優化要素配置，完善供給體系，提高供給質量和效率，有效化解供需不匹配的結構性矛盾，推動我國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本文來源：經濟日報 作者：湖南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南大學黨委書記 高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