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以研究和探討世界經濟領域存在的問題而著稱，1987年在瑞士小鎮達沃斯舉辦，也稱其為“達沃斯論壇”（冬季）。2005年，世界經濟論壇主席克勞斯?施瓦布提出了“中國夏季達沃斯”的設想。世界經濟論壇于2007年開始每年在中國舉辦世界新領軍者年會（“夏季達沃斯”論壇），已歷時十年。

　　第十屆夏季達沃斯論壇6月底在天津舉行，李克強總理在致辭中分析了世界經濟發展的形勢，認為，“全球經濟擺脫困境，最終要靠轉變發展方式，加快新舊動能轉換。世界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孕育興起，為此提供了歷史性機遇。一大批引領性、顛覆性新技術、新工具、新材料的涌現，有力推動著新經濟成長和傳統產業升級。各方應因勢利導，把著力點放在支持經濟轉型升級上，增強經濟發展新動力”，由此提出了“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的重要判斷。

　　踐行“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理念，筆者以為主要抓三個關鍵點。

　　首先，中國須在掌握核心技術方面更有作為。

　　創新，有技術創新、產業創新、體制創新、制度創新、業態創新、商業模式創新等，處于創新原點的是技術創新。如鄧小平所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馬克思的理論認為，有原始性技術創新，就有超額利潤。在技術外溢中，利潤攤薄，又出現新的創新。市場經濟就是滋生、催生著創新的過程。市場經濟既是競爭經濟，又是創新經濟。有創新的地方、部門、單位、個人，更為適合這種經濟方式，更為強大。世界經濟科技歷史發展史上，經歷了三次工業革命。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蒸汽機、珍妮紡織機為原創點開始發展的，第二次工業革命是電氣化，列寧說過這樣的一個公式：“電氣化+蘇維埃政權=共產主義”。二戰以后，以計算機為核心的技術革命開始蓬勃發展，半個多世紀以來，現在，計算機技術裹挾著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物醫藥、環境科學、航天、海洋、依然在迅猛發展中，移動互聯網、納米材料、生物技術的神奇在深刻改變著人們的生活方式、生產方式、交往方式和各種新的預期。倘若第一次工業革命是以增加發展動力、延伸人類臂力為創新點的話，第三次工業革命以擴大、延伸人類的“司令部”——大腦的智力為創新點的，試想，這具有更大的、不可估量的革命性的成果和過程。

　　中國作為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社會主義革命勝利成功以后，依靠自力更生的力量，也曾經搞“兩彈一星”，有自己的科技的拳頭項目和產品，新時期更是占據了世界高科技領域的“一席之地”。然而，據今年6月底公布的中國科學技術發展戰略研究院《國家創新指數報告2015》顯示，全球創新能力十強國家構成來看，前4位國家排名保持不變，依次為美國、日本、瑞士和韓國，中國排位第十八。在知識創造方面，比上年提升7個位次。其中，SCI論文數量、被引次數達到都均居世界第二位。創新環境較上年下降6位，“企業創新項目獲得風險資本支持的難易程度”下降幅度較大，從第五位下滑至第十一位；“知識產權保護力度”也有一定程度的下滑，從第二十五位下降至第三十二位。尤其是核心技術方面的不足，是創新中的一個短板，迅猛發展的汽車業、正在研制的我國大飛機，核心部位的技術和部件還是發達國家提供的產品（如，飛機發動機由GE公司提供）。習近平總書記在全國人大上海團談話中強調，隨著中國強大起來，“西方難以容忍身邊酣睡的大漢”，想從西方發達國家搞到核心技術無疑是與虎謀皮，必須立足自己創造。

　　其次，在技術轉化為生產力方面，須構建市場經濟的平臺和制度。

　　我國在尖端科技方面，有不少拿得出的項目。但“產品化”、“市場化”的水平較低。筆者有一次應邀在上海航天中心授課，那里的專家說，我們的航天技術，依據國家的實力在發展，有令人自豪的項目，在制造過程中，“保險系數”放得較高，即成本較高，要搞第二個、第三個或更多，實現“產品化”、“市場化”就有一定難度。而且，我們的“產學研”的鏈條，因企業、高校、科研單位各有自己的發展目標，需要相互協作的市場經濟方面的“鏈條”欠缺，由此造成科學技術的產品化、市場化的水平較低。對此，我們要做努力。

　　創新中的市場環境構建是個關鍵，我們已經有了意識，著力加大努力。上海一年前公布了《中共上海市委、上海市人民政府關于加快建設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的意見》，即“科創中心建設22條”，指出，“建立市場導向的創新型體制機制”要“著力推進政府管理創新”�！搬槍ζ髽I創新投資難、群眾創業難、科技成果轉化難，加快政府職能轉變，簡政放權，創新管理。加大涉及投資、創新創業、生產經營、高技術服務等領域的行政審批清理力度。保留的行政審批事項一律依法向社會公開，公布目錄清單，目錄之外不得實施行政審批。市級部門和各區縣政府沒有行政審批設定權，凡自設的各種行政審批必須全面清理、取消。對企業創新投資項目，取消備案審批。改革創新創業型初創企業股權轉讓變更登記過于繁雜的管理辦法，按照市場原則和企業合約，允許初創企業依法合規自愿變更股東，工商管理部門不實施實質性認定審查，依法合規辦理變更登記。全面推進全過程信用管理”。

　　例如，技術轉化過程中，技術人員的得利問題一直難解。在市場經濟未發育的時代，技術是國家的，是“無價”的，技術轉讓，甚至將圖紙稱分量來進行�？萍既藛T也是國家培養的，項目成功，有各方面的支持，“好處”，即獎金是以“平均主義”的原則普遍得益的。發展市場經濟以后，情況有所改變，但技術人員、尤其是主要科技人員得益的問題依然存在。現在，“科創中心22條”規定，“構建職務發明法定收益分配制度，允許國有企業與發明人事先約定科技成果分配方式和數額;允許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成果轉化收益歸屬研發團隊所得比例不低于70%，轉化收益用于人員激勵的部分不計入績效工資總額基數”。

　　再次，人才是創新的基礎和實力所在，養才選才用才是著力點。

　　筆者近期考察光明集團，董事長一番話使人感慨。他說，現在我們資本實力強了，集團向外并購也不少，但與當年發達國家資本進入中國，兩者有比較大的區別：過去外國資本進入，伴隨著管理人員、技術也進來了，特別是人才。我們則在人才、技術方面并沒有更多的優勢，我們在外國“挺神氣”地做“老板”，人家也“服你”，無非看你兜里鼓鼓的，還是“有錢”。

　　世界上，中國是“人員流出國”（每年三四十萬外出“打工”“求學”），美英德日是“流入國”（美國每年流入百萬左右）。中國發展，人才的缺乏是重要之點。在新形勢下，為了搶占科技和產業的制高點，世界主要大國都將培養和獲取第一流人才放在主要位置。尤其是培養和獲取具有創新和創業精神的復合型人才。當今世界，各國政府可以用關稅或非關稅壁壘手段保護本國商品抵制過關生產要素的流動，唯一無法控制流動的是人才。芬蘭對掌握先進技術的高收入外國人的最高稅率降至本國人的58%，日本采取多項措施，外籍科研人員占總數的30%，“硅谷”的高級科研人員，66%是外國人。

　　面對國際對人才競爭的態勢，我國及上海有關部門也作出一系列應對措施。比如，上海的“22條”提出，縮短外籍高層次人才永久居留證申辦周期。簡化外籍高層次人才居留證件、人才簽證和外國專家證辦理程序。對長期在滬工作的外籍高層次人才優先辦理2至5年有效期的外國專家證。建立外國人就業證和外國專家證一門式受理窗口，對符合條件的人才優先辦理外國專家證，放寬年齡限制。開展在滬外國留學生畢業后直接留滬就業試點。完善上海市海外人才居住證(B證)制度，降低科技創新人才申請條件，延長有效期限最高到10年。還提出，“充分發揮戶籍政策在國內人才引進集聚中的激勵和導向作用”、“鼓勵科研人員在職離崗創業”等措施。

　　總之，我們對“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堅信不疑，我們在轉型發展中，對創新驅動也堅信不疑，并以此激發“勇氣銳氣朝氣”的精神狀態，去奪取一個個勝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