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是一個事關全局和長遠發展的重大判斷，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經濟發展的戰略選擇。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必須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更多采用改革的辦法，加快形成和完善與高質量發展相適應的制度環境。

　　一、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新特征和新要求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也進入了新時代。新時代我國經濟發展的特征就是轉向高質量發展新階段。黨的十八大以來，面對國內外環境的深刻復雜變化，習近平總書記科學把握世界發展大勢和我國發展階段性特征，先后作出“三期疊加”、經濟發展新常態、經濟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科學判斷。高質量發展階段，與“三期疊加”和經濟發展新常態的判斷具有內在邏輯一致性，“三期疊加”和經濟發展新常態更多是闡明經濟階段性變化的新特征，而高質量發展不僅是對發展階段的概括，還體現了發展的戰略取向和價值取向。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既是適應內外環境深刻復雜變化的需要，也是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內在要求。

　　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以大數據、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為核心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從導入期轉向拓展期，正在改變國際分工原有的“中心—外圍”結構，成為影響各國競爭力消長和大國興衰的主要力量。國際經貿規則和全球治理體系加快重構，國際政治格局不穩定性上升。特別是美國單方面挑起經貿摩擦，并試圖對我國進行全面戰略圍堵。推動高質量發展，才能進一步增強我國綜合國力和競爭力，在應對百年變局中牢牢把握主動權。

　　我國正處于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的歷史交匯期。我們既要跨越我國經濟發展現階段非常規的特有關口，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風險、精準脫貧、污染防治三大攻堅戰，又要跨越常規性的長期性關口，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才能成功跨越關口，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打下堅實基礎。

　　高質量發展，就是能夠很好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發展，是體現新發展理念的發展。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不僅衡量標準上要從“有沒有”轉向“好不好”，而且內涵上要從“增長”延展到“發展”，實現更高水平、更優結構、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

　　更高水平的發展：從“數量追趕”轉向“質量追趕”

　　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經濟快速發展和生產能力的迅猛擴張，傳統產品和服務的“數量缺口”基本填滿，“有沒有”的問題基本解決。而隨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中等收入群體擴大，消費結構加快向高端化、多樣化、個性化方向升級，居民對產品和服務質量、品質的需求日益擴大，“質量缺口”越來越大，“好不好”的矛盾更趨突出。如果說，高速增長階段主要任務是實現“數量追趕”，那么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主要任務是實現“質量追趕”，以顯著增強我國經濟發展的質量優勢為主攻方向。

　　更優結構的發展：從“規模擴張”轉向“結構升級”

　　在高速增長階段，經濟發展主要依靠生產能力的規模擴張，而隨著鋼鐵、煤炭、石化、建材、有色等產能陸續達到市場需求峰值，傳統產業大規模擴張的階段基本結束，必須從“鋪攤子”為主轉向“上臺階”為主，著力推進結構升級，提升產業價值鏈水平，由加工制造向研發、設計、標準、品牌、供應鏈管理等高附加值區段轉移，邁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結構升級不僅要滿足市場對產品和服務質量、品質的需求，更要實現生產要素從低效領域轉移到高效領域，進而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更有效率的發展：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隨著近年來我國勞動年齡人口逐年減少，土地、資源供需形勢變化，生態環境硬約束強化，依靠生產要素大規模高強度投入的“要素驅動”模式已難以為繼。支撐經濟發展的主要驅動力已轉向科技創新、人力資本提升帶來的“乘數效應”，這個階段的“瓶頸”制約主要是創新能力和人力資本不足。從國際對比看，我國全要素生產率水平與世界主要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提升創新能力成為新階段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關鍵，必須把創新作為第一動力，依靠科技創新和人力資本投資，推動經濟發展從要素驅動轉向創新驅動。

　　更加公平的發展：從“分配失衡”轉向“普惠包容”

　　高質量發展不僅要有高效率的生產體系，更要形成普惠包容的分配體系。高質量發展的最終目的是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這就要求完善初次分配制度，健全收入分配調節機制，規范收入分配秩序，合理調節不同群體的分配關系，逐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努力實現共同富裕。健全有利于更充分高質量就業的促進機制，構建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完善覆蓋全民的社會保障體系，強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使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

　　更可持續的發展：從“高消耗高排放增長”轉向“綠色發展”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高速增長帶來了資源能源消耗迅速增加和環境質量損耗，透支了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人民群眾對優美生態環境需要更加強烈，從過去的“盼溫飽”到現在的“盼環保”，對提供更多優質生態產品提出更高要求。這就要求轉向經濟發展與資源節約、排放減少與環境改善相互促進的綠色發展方式。綠色發展不是對傳統工業化模式的修補，而是發展方式的革命性變革。隨著污染治理外部成本內部化，將重新定義投入和產出、成本和收益，綠色發展將成為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

　　二、高質量發展要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

　　面對經濟形勢的復雜變化，是采取需求側強力刺激的老辦法，還是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這是兩種不同的選擇。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牢牢把握工作主線，堅定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當前我國經濟運行面臨的矛盾和問題看，既有需求側的也有供給側的，既有周期性的也有結構性的，既有短期的也有長期的，但主要矛盾仍然是供給側結構性的，強化需求側刺激，短期可能起作用，但難以解決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一段時間后，產能過剩、庫存高企、杠桿率攀升等問題有可能再現，過去幾年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取得的成果可能會得而復失。因此，不能因為經濟下行壓力加大，就放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必須抓住主要矛盾，在穩定總需求的情況下，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不動搖。

　　2015年以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推進“三去一降一補”為重點展開，取得明顯成效。從去產能看，鋼鐵、煤炭供大于求、產能過剩問題得到緩解，供求關系明顯改善，工業品價格回暖，企業盈利能力和資產負債表改善。從去庫存看，一二線城市庫存大幅下降，三四線城市庫存擴張放緩。從去杠桿看，宏觀杠桿率總體趨穩，企業部門杠桿率有所下降，地方政府隱性債務擴張態勢得到遏制。從降成本看，陸續出臺減稅降費和降低電價、物流成本等措施，企業生產經營成本有所降低，推進放管服改革降低了市場主體制度性交易成本。從補短板看，各級政府對農業農村、水利、脫貧攻堅、生態環保等投入都明顯加大。實踐證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對調整經濟結構、實現供需動態平衡起到了重要作用。從2015年以來全要素生產率止跌回升的態勢看，供給側改革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和經濟發展質量也發揮了積極作用。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需要根據形勢發展不斷深化。2018年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要更多采取改革的辦法，更多運用市場化、法治化手段，在“鞏固、增強、提升、暢通”八個字上下功夫，明確了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方向。“鞏固”，就是要鞏固“三去一降一補”成果，重點是加大處置“僵尸企業”力度，強化市場功能，加快市場出清。“增強”，就是要增強微觀主體活力，減少政府行政性干預，充分發揮市場主體作用。“提升”，就是要提升產業鏈水平，通過外部倒逼和市場競爭，推動科技體制創新，加快解決關鍵核心技術“卡脖子”問題。“暢通”，就是要暢通國民經濟循環，通過要素市場化改革和加快建設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現代市場體系，破除要素自由流動的障礙，疏通供給和需求、金融和實體經濟的傳導機制。這是在我國發展的內外部環境深刻變化背景下，對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作出的新的戰略部署。

　　“鞏固、增強、提升、暢通”這八個字，強調的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強調的是激發市場主體活力，強調的是營造公平競爭環境，強調的是生產要素市場化改革。從根本上說，就是要進一步推進深度市場化，大幅減少政府對資源的直接配置，凡是市場能自主調節的就讓市場來調節，凡是企業能干的就讓企業去干，讓市場機制在更大范圍更深層次上發揮作用。

　　三、推動高質量發展要以深化改革為根本途徑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推動高質量發展，必須牢牢把握制度保障。從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既是發展方式轉變、經濟結構優化、增長動力轉換的過程，更是體制變革和機制創新過程。高質量發展要以高標準市場經濟體系建設為保障，必須以深化改革為根本途徑。

　　（一）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

　　競爭是市場經濟的本質要求。強化競爭政策的基礎地位，完善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制度條件。要以競爭政策為基礎協調相關政策，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加快建立公平競爭審查制度，加強對政策法規的公平競爭審查，除了符合“例外規定”的領域，都要以遵循競爭政策為基本原則。同時，通過立法明確競爭政策在經濟政策體系中的基礎地位。

　　（二）進一步完善產權制度

　　產權制度是市場經濟的基礎性制度。要健全以公平為核心的產權制度，形成促進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開公平公正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的制度環境。提高民營企業使用土地、資金等生產要素的機會和可得性，在市場準入上為非公有制經濟掃清障礙、降低門檻，在法律保護的制度上對民營企業一視同仁。營造法治化制度環境，增強民營企業家的社會責任感和安全感，增強民營企業信心和投資熱情。

　　（三）深化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是最重要的生產要素。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提高資源配置效率，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途徑。要加快落實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允許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在符合用途管制和規劃的前提下，實行與國有土地同等入市、同價同權。探索宅基地所有權、資格權、使用權“三權分置”改革，落實宅基地集體所有權，保障宅基地農戶資格權和農民房屋財產權，適度放活宅基地和農民房屋使用權、交易權，重點結合發展鄉村旅游、返鄉下鄉人員創新創業等先行先試，盤活利用農村閑置農房和宅基地，促進城鄉要素雙向流動。

　　（四）探索科技成果市場化激勵機制

　　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近年來，我國科技創新取得重大進展，已成為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科技大國。但也要看到，關鍵核心技術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得到根本性改變，科技成果轉化能力不強，科技人員創新潛力沒有充分釋放。這些問題根源在體制機制，核心是科技人員激勵機制不健全，根本是產權激勵機制不到位。要探索賦予科研人員科技成果所有權，推進科技成果初始權益分配改革，在科技項目立項之初或立項之前，由科研團隊與單位之間簽訂協議，明確知識產權處置辦法和科技成果分配比例，讓科技項目研發與科研人員受益直接掛鉤，激發科技人員積極性，提高科技供給質量和效率。

　　（五）加快推進國資國企改革

　　推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更多投向關系國家安全、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改革國有資本授權經營機制，推進國有資產投資、運營公司改革試點，加大對企業授權放權力度，賦予企業更多自主權。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快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和市場化經營機制，健全完善經理層任期制和契約化管理，改革國有企業工資決定機制，推進骨干員工持股制度，積極探索職業經理人等制度。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擴大重點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范圍，加快一般競爭性領域混合所有制改革步伐。

　　（六）深化財稅金融體制改革

　　推進中央與地方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建立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財政關系，形成穩定的各級政府事權、支出責任和財力相適應的制度。健全地方稅體系，規范地方政府舉債融資機制。以金融體系結構調整優化為重點深化金融體制改革，發展民營銀行和社區銀行，推動城商行、農商行、農信社業務逐步回歸本源。促進多層次資本市場穩步發展，提高直接融資特別是股權融資比重，完善交易制度，增強資本市場活力。

　　高質量發展要充分調動和發揮各方面積極性。在做好頂層設計的同時，要給地方和基層更多的探索空間，鼓勵地方根據當地實際進行各具特色、富有成效的探索，激勵基層干部積極主動作為，激發各方面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形成強大合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不斷取得新進展。（作者：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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