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的高質量發展需要就業的全力配合， 而社會保險是勞動者的風險防范機制，理應為就業保駕護航。多年來，我國政府充分重視社會保險和就業的關系，在社會保險與就業的協調性方面進行積極探索。

　　近年來，社會保險面臨著新業態帶來的挑戰。在“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等積極就業政策的扶持下，2018年我國日均新增企業超過1.8萬戶，城鎮新增就業達到1361萬人，其中不乏新就業形式人群，而其社會保險參保率并沒有隨之提高。

　　如果社會保險的費率較高，會提高勞動力成本，誘發企業失范行為。高費率是誘發社會保險制度困境及其與就業不協調性的重要因素，而與社會經濟發展水平、工資收入水平相適應的社保費率調整是建立良性互動機制的關鍵所在。降低費率、優化費率結構可以減輕企業負擔，進而有利于提高就業水平和勞動者的就業質量；而就業水平和就業質量的提升，有助于擴充社會保險費源，從而為費率調整提供更大的空間，以此實現良性互動。

　　因此，筆者認為，協調社會保險降費與就業水平的關系應該從國家宏觀層面與個體和企業微觀層面著手，破解二者不協調的關系。在微觀層面，社會保險與就業的關系最終要通過企業、勞動者等微觀主體展現出來，就業水平依賴于企業的就業吸納能力以及勞動者個體的就業參與，就業質量的高低也最終會體現在勞動者個體身上。在社會保險制度中，企業承擔著主要供款人角色，而勞動者既是社會保險制度的繳費義務人也是對應的權益獲得者，二者對待社會保險的態度與行為反應有所不同，應該加以區別采用不同策略。對企業而言，社會保險是一項勞動力成本，其行為遵循成本應對模式，社會保險降費不僅調控企業用工規模，而且影響企業在員工薪酬、勞動強度等方面的決策，助力改善員工的就業水平與提高員工的就業質量。對勞動者個體而言，個體的行為則需對義務與權益進行權衡。一方面，社會保險是一種風險分散機制，有利于降低風險損失、提升人力資本；另一方面，社會保險的降費除了降低企業勞動力成本外，也提高了勞動者的當期收入和社會保險制度的繳費回報率。當下，個人的社會保險參與情況與其就業形態高度關聯，勞動者完全可以通過改變就業形態來參與社會保險繳費。勞動者應簽訂勞動合同，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不僅有助于有效補充社會保險繳費人口，而且可以規范企業用工。

　　在宏觀層面，政府已對就業問題賦予了極高的優先權，國家的社會保險政策調整也對就業進行的考量。應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將就業優先政策置于宏觀政策層面，促進充分就業、提高就業質量應是就業工作的重心。在社會保險征繳部門的改革中，應避免對企業發展以及就業穩定造成沖擊。事實上，2019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以及人社部在提出“要加快研究降低社會保險費率的實施方案時”，均強調要把就業作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優先目標，重點考慮農民工等群體的就業問題，支持企業穩定發展。國家的新近政策與工作動向表明，新時期的社會保險費率調整與就業工作正逐步融合，這將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動力。

　　（作者單位：中央財經大學政府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