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上海一女子稱其因點外賣給了差評，遭到外賣員上門報復、砸門、辱罵恐嚇，還被勒索200元的“賠償”。爆料視頻顯示，外賣員吼道：“差評給我取消掉！3分鐘解決不了，我就弄死你！”女子表示，在向外賣平臺投訴后，對方只是提出補償100元優惠券。事后女子報警，外賣員因尋釁滋事被拘留十日。

　　事件經媒體爆料后，女子給差評遭外賣員上門威脅的話題引發討論。外賣員行為的暴力以及言語的威脅，顯現得十分“兇猛”，看了讓人不寒而栗。外賣員送餐確實不易，但不能因為自己是利益損失群體對用戶進行道德綁架，這樣一來道德綁架的弱勢群體就變成了惡棍，用博取大眾同情的道德約束并綁架未享受應有權益的用戶，阻止用戶為自己的權益點出差評。這樣一來不禁引起我們的反思，外賣員這個“弱勢群體”還是弱勢嗎？

　　近些年來我們在新聞中看到的外賣員形象，多數是作為“弱勢群體”出現的，比方說“外賣員凌晨送餐被保安用棍打死”“外賣員遭路虎司機撞倒被扇耳光”……外賣員被置身于弱勢的一方，這個群體的艱辛我們可以理解。可是新聞中也出現另外的極端形象，“外賣員插隊取餐被拒怒砸商家東西”“外賣差評遭報復”……任何的工作都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送外賣付出勞動力而得有相應的報酬本就無可厚非，但外賣員也不能因自己的損失，強制要求用戶進行“賠償”。

　　實際上，對于外賣員是否屬于“弱勢群體”是存在質疑的。弱勢群體屬于政治經濟學的名詞，指在社會生產生活中由于群體的力量、權力相對較弱，因而在分配、獲取社會財富時較少較難的一種社會群體。根據阿里研究院發布《2020餓了么藍騎士調研報告》顯示，八成藍騎士來自農村，安徽、河南、四川是騎手輸出大省，籍貫來源前五的縣城中，60%為國家級貧困縣。這些貧困縣騎手的平均月薪逾5800元，超過2019全國城鎮平均工資。外賣騎手已成為一種新的職業，騎手的身份中有56%為斜桿青年，26%為小微創業者。

　　無論是從獲取社會財富還是群體力量來看，外賣員都不屬于“弱勢群體”行列。對外賣員的弱勢遭遇的宣揚，外賣員自主帶入到弱勢群體的形象中，以至于收到差評會覺得不公平，而不會反思自己的工作是否存在失職。外賣員收到差評，一方面是和用戶沒有冷靜有效的溝通，另一方面在于自己的本職工作確實出現失誤，即使收到差評也不至于選擇“報復”。

　　外賣差評遭報復，這也值得我們重新審視平臺的差評制度。設置差評制度的初衷是為了提高服務的效率，實際操作中卻沒有起到改善外賣員服務質量的作用，反而加重了外賣員和用戶的矛盾，對用戶產生傷害，當用戶甚至都不敢給外賣員點差評，那么這個差評制度也就是形同虛設了。平臺設置差評制度將外賣員和用戶的關系放在對立位置，目的是為了以顧客體驗為名，建立獎懲分明的激勵機制，控制勞動力成本。資本進入市場時考慮更多的是平臺的盈利問題，但是隨著越來越多惡性事件的發生，資本是否能夠妥協，能否在考慮盈利模式的同時，考慮到由此帶來的社會影響，是值得平臺反思的一個問題。

　　外賣員“報復”用戶，這種憑借拳頭解決問題的方法，不利于整個行業的規范和發展。外賣行業的高壓下，外賣騎手猶如移動的火藥桶，資本的壓榨能導致其瞬間爆炸，或是因為一個小小的口角，或是因為一次偶然的差評。為營造更加健康的外賣行業發展，除了外賣員提高個人素質，用戶與外賣員互相理解與溝通之外，平臺也應重新審視差評制度和賞罰機制，承擔其應履行的社會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