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增長過程中的兩個重要概念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經歷了30多年10%左右的高速增長。在這一過程中，有兩個概念非常重要。一個是歷史需求峰值。也就是在工業化城市化幾十年上百年的進程中，需求增長最快或需求量最大的那個點或區間。到了這個點或區間，經濟增長就開始減速。另一個是需求結構。需求結構背后是收入結構，簡單地說，是中高收入群體與低收入群體的分布結構。主要有兩種情況：一種是中高收入者比重低、低收入者比重高的結構；另一種是中等收入群體比重高，低收入群體比重低的結構，也就是通常說的“橄欖型”結構。歷史需求峰值決定了高速向中速的轉折點，而需求結構決定了轉折點后中速增長的持續時間。
從國際經驗看，中速增長保持較長時間的經濟體，一般基尼系數比較低，在0.4以下，收入差距相對較小，有一個規模較大的中等收入群體。這樣的中等收入群體可以釋放較大規模、較長時間的需求，從而支撐較長時間的中速增長。相反，如果收入差距較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較小，當這個群體需求潛力大體釋放后，容易出現增長的明顯減速，導致陷入低速甚至停滯后退的困境。現階段我國的基本情況是，中等收入群體大體占三分之一，4億人左右。基尼系數多年來保持在0.4以上，有些研究認為在0.45或更高的水平上。當前面臨的需求不足，與這種需求結構直接有關。
有效消費需求分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
增加有效消費需求首先要區分生存型消費和發展型消費。包括低收入階層在內，以吃穿和其他日常基本消費為主的生存型消費趨于穩定，或者說，已經基本解決了溫飽問題。生存型消費以個體消費方式為主。發展型消費較多采取集體消費或公共服務方式，如醫保社保采取互助共濟方式，學校教育是集體學習方式，與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直接相關。擴大發展型消費僅靠個人努力是不夠的，需要政府搭臺子、建制度、出資金，是政府消費支出與居民消費支出的組合。
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滯后，直接拖累發展型消費的增長。現階段，城市居民抱怨或憂慮較多的是教育、醫療、住房的壓力。近三億農民工、近兩億外出進城農民工基本公共服務欠賬更為突出。所以擴大消費要找準痛點：一是以基本公共服務為依托的發展型消費，二是以農民工為重點的中低收入階層。
釋放結構性潛能的改革相應轉到需求側
中國經歷的長達30多年的高速增長和近10多年的中速增長，都顯著高于同期發達國家的增長速度。增長動能主要來源于中國作為后起國家的追趕潛能。到2035年，從目前的人均1.4萬美元到3.5萬—4萬美元，至少還有2萬美元的追趕潛能，主要是消費結構升級帶動的服務業發展，制造業和農業的穩固與升級等。
在這一時期，宏觀政策重要性在于保持經濟運行過程中的穩定與平衡。作一個不大準確的比喻，現階段如果潛在增速為5%，宏觀政策大概影響的是1%，其余4%取決于結構性潛能，而結構性潛能在多大程度上釋放，則取決于是否有適宜的體制政策環境。改革就是為了創造這樣的環境條件。
需要說清楚現階段我國與發達經濟體在宏觀政策作用上的區別。發達經濟體也是成熟經濟體，處在低速增長期，是一種維持性折舊性的增長，新增長潛能很少，宏觀政策的變動往往能夠決定經濟增長整體走向。如果中國經濟增長真的主要依賴于宏觀政策，那就應該已經到了低速增長期。隨著中國經濟由供給約束轉向需求約束，釋放結構性潛能的改革相應轉到需求側。在繼續推動必要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同時，重心將會轉向需求側結構性改革。
打破需求約束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
應推出一攬子刺激加改革的經濟振興方案，實質性擴大終端需求，帶動經濟回歸擴張性增長軌道。落實二十屆三中全會關于城鄉融合發展的改革舉措，以財政政策為主，與需求側結構性改革緊密配合，產生擴消費、穩增長、防風險的綜合效應。具體包括10萬億刺激規模、兩大突破口和一個重要目標。
經濟刺激計劃規模：以發行超長期特別國債為主籌措資金，在一到兩年時間內，形成不低于10萬億的經濟刺激規模。
兩大突破口：一是大力度提升以進城農民工為主的新市民在保障性住房、教育、醫療、社保、養老等方面的基本公共服務水平。短期重點是由政府收購滯銷的住房，轉為保障性住房，向新市民提供。二是加快都市圈范圍內中小城鎮建設，帶動中國的第二輪城市化浪潮，形成以城鄉融合發展為基礎的高質量可持續現代化城市體系。
一個重要目標：就是以這次經濟振興方案實施為契機，力爭用十年左右時間，實現中等收入群體倍增的目標，由現階段中等收入群體4億人口增長到8億—9億。提出并推進實現這一目標，對盡可能延長中速增長期，打破需求約束對經濟增長的不利影響有基礎性意義。
提出并實施上述經濟振興方案，短期內有助于較快在邊際上補上總需求不足缺口，帶動經濟增長進入擴張性循環軌道，同時用刺激加改革的方法，花錢建新制度，也將為中長期經濟社會高質量可持續發展創造條件。
（作者為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