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新任首相石破茂在上臺前夕發表于美國保守派智庫哈德遜研究所的一篇文章引發了不小的爭議。這篇題為《日本外交政策未來》的文章闡述了關于創設“亞洲版北約”的主張，談到烏克蘭因為沒有加入北約的“教訓”，稱“烏克蘭的今天就是亞洲的明天”，聲稱“由于亞洲不存在北約這樣的集體防衛體制，沒有相互防衛的義務，就容易發生戰爭。為了懾止中國，西方盟國應當創設亞洲版北約”。

　　這篇文章有關“亞洲版北約”的觀點充斥著冷戰性質的陣營對抗和零和思維，既嚴重脫離亞洲地區復雜多元的現實，也不符合亞洲國家求同存異、包容合作的訴求。果不其然，這一觀點迅速引發日本國內、亞洲各國乃至美國的普遍反對和質疑，絕大多數意見認為這一主張有悖日本國內法律和地區現實情況，也不符合美國的政策目標，根本不具可行性。外界這種強烈反應，恐怕是石破茂本人始料未及的。在正式就任首相后的各種公開表態中，石破茂未再提及這一主張，“亞洲版北約”構想或被“知趣”地“封印”了。

　　“亞洲版北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上世紀50年代。在冷戰背景下，時任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在嘗試推動締結“太平洋公約”未果后，拼湊起了針對蘇聯和中國的“東南亞條約組織”，被視為“亞洲版北約”的前身。該組織由于內部矛盾重重，未能采取任何共同防務行動，在中美關系緩和的大背景下最終解散。冷戰后，有印度學者又主張效仿北約模式建立以美國為首的亞太安全體系，謀求吸納美國地區盟友和部分中東國家加入，但因帶有鮮明的意識形態對抗和遏制中國的色彩，同樣未能付諸實施。

　　二戰后，美國主要依托日本、韓國、澳大利亞、菲律賓等條約盟友，采取雙邊性質的“軸輻”體系來維持對亞洲安全秩序的主導權。國際戰略界認為美國在亞洲沒有打造集體安全架構的原因在于，一是通過雙邊同盟，可以更好管理和控制盟友，防止其采取可能將美國卷入不必要沖突的單邊行為；二是亞洲地區有別于歐洲，不僅缺乏北約那樣的多邊防務合作傳統和集體認同，美亞太盟友地理位置分散，歷史文化傳統和意識形態多元，政治體制和經濟發展水平差異較大，彼此之間安全利益關切訴求不同，難以凝聚起共同的戰略目標。因此，“亞洲版北約”在本地區嚴重缺乏現實可行性。

　　近年來，在中美博弈加劇和烏克蘭危機延宕的背景下，國際上對于“亞洲版北約”關注再度升溫。美國以“印太戰略”為名在中國周邊加快投棋布子，美日印澳“四邊安全機制”、美英澳（奧庫斯）、美日韓和美日菲等小多邊合作不斷加深，初步形成一套復合型、圈層嵌套的網格化盟伴體系。與此同時，日韓澳新四國領導人連續三年受邀參加北約峰會，與北約強化軍事安全合作。2022年北約發表新版“戰略構想”將中國定位為“系統性挑戰”，并將觸角伸向亞太地區。這些動作被視為“亞太北約化”和“北約亞太化”正在同步發展。

　　但實際上，美方對于建立“亞洲版北約”的態度卻頗為慎重，拜登政府高層多次在不同場合表態無意建立“亞洲版北約”。去年的美日韓戴維營峰會后，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明確否認美日韓安全關系是“太平洋地區的新北約”。美國防長奧斯汀曾稱，盡管美珍視與盟伴關系，但美國“并不是要在印太地區建立一個北約”。與此同時，亞太地區各國對于“亞洲版北約”均持消極或否定態度。新加坡前總理李顯龍就曾公開表達反對立場。針對石破茂文章的觀點，新加坡學者在接受日媒采訪時更是斷言：“除了日本，沒有國家想要亞洲集體安全組織。”此外，國際主流智庫、學者也多數不看好“亞洲版北約”前景，認為亞太地區復制北約模式的集體安全架構的條件并不具備，并且擔心針對中國的陣營對抗會加劇地區中小國家的選邊站隊困境，難以得到地區各方普遍認可。

　　盡管“亞洲版北約”尚難轉化為日本的現實政策，但需要警惕的是，這一主張暴露出的是日本一些政策精英中根深蒂固的冷戰思維，在日本國內有一定代表性。這種僵化偏執的零和對抗性思維，實際上已經鮮明體現在從安倍到岸田內閣的對外政策行動中。石破茂內閣的對外戰略如果繼續以鄰為壑，充當意識形態競爭和地緣政治對抗的推手角色，只會進一步割裂地區，激化地緣矛盾，不僅對亞洲的穩定發展無益，最終也難以給日本帶來真正的安全。（作者是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