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圍繞中國稅負重不重的問題，社會上出現了激烈的爭論。2009年福布斯發布“稅負痛苦指數”排行榜，中國高居全球第二。自此之后，這一爭論就進入了白熱化階段，有關減稅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盡管有關方面進行了一系列的解釋，相關專家也對福布斯排行榜提出了種種質疑，但這并沒有得到公眾的認可。相反，出現了“寧信福布斯、不信專家言”的反常現象。有關各國稅負的比較性報道更是不斷地出現在媒體上，企業和公眾對稅負沉重”的感受正變得越來越強烈。

    近日，有媒體發表文章，再度對公眾關心的稅負問題進行了調查和采訪，并就公眾最為關心的中國“稅負痛苦指數”全球第二的問題采訪了相關專家。專家的基本看法是，按照國際通行的評價標準，我國目前的宏觀稅負并不算重，更沒有達到“全球第二”的地步。

    顯然，這樣的結論難以得到公眾認可。因為，就像居民收入、物價一樣，盡管專家列舉的數據很詳細，也都有出處，但與公眾的切身感受卻相差很大。在數據資料與公眾感受不一致的情況下，要想讓公眾相信和認可自然是很難的。

    那么，為什么在稅負問題上也會出現統計數據與公眾感受不一致的情況呢？到底是統計數據存在問題還是公眾的感受失真？筆者以為，對于稅負問題，稅收之外的因素對公眾感受的影響很大。

    眾所周知，目前在社會財富分配上出現了一些不合理現象。有的觀點認為，20%的人擁有80%的社會財富，而80%的人只擁有20%的社會財富，即所謂"二八分化"。按理說，面對這種現象，作為社會財富主要調節手段的稅收，應當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如開征房產稅、物業稅、遺產與贈予稅等財產類稅種，以公平分配社會財富。遺憾的是，在我國，這些稅種基本沒有開征。也就是說，雖然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還不算高，但由于主要稅種不是建立在促進社會財富公平分配的基礎上，公眾的稅負感受自然與實際數據不相一致。相反，如果像發達國家一樣，財產稅成為稅收的主要來源，能夠對社會收入不均衡起到調節的作用，公眾也就不會產生稅負過重的感覺。所以，稅收基本結構的不合理，是造成稅負過重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

    不單稅收的基本結構不合理，在單項稅種上，也同樣存在著結構不合理的矛盾。如個人所得稅，原本是為了調節收入分配而出臺的稅種，但在實際操作中，工薪階層成了承擔個人所得稅的主要群體，所納稅額占到了全部稅收收入的75%。這樣的納稅結構，又如何能讓公眾不產生稅負過重的感覺呢？

    此外，在財政收入的使用方面，更是存在著嚴重影響公眾稅負感受的現象。一般情況下，財政收入的分配應該側重于民生、社會事業、社會福利、社會公共設施等。即便稅負重，民眾也會因為分配上的受益，不會感到稅負重。而從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職能部門“吃財政飯”的特點太過明顯，政府部門的支出，特別是“三公經費”等一直居高不下，而在民生方面，稅收沒有產生明顯的“福利作用”，民眾產生稅負過重的感覺，也就十分自然了。

    在這里，尤其需要指出的一個問題是，在企業、公眾已經深感稅負過重的情況下，地方政府在城市建設、城市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的過程中，還在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增加企業和民眾的負擔，如贊助、做貢獻以及低價征用土地、不按市場規律給予征地補償、房屋征用補償等方式。從某種意義上講，這些也是變相的稅收負擔。這些負擔如果轉化成社會公共事業、公共設施、公共福利等，倒也可以接受，問題在于，更多的是轉化成開發商、炒房客和其他投機者等利益集團的利益，而不是公共利益。

    正是由于這些稅外因素，直接造成公眾稅負感受上與統計數據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差異，形成稅收數據不能真實反映稅負感受，稅負感受也無法從稅收數據中得到體現的問題。要改變這種現象，顯然不能只用解釋、說明以及專家的觀點來解決，而必須從稅收管理體制上找出路，從稅制改革上找出路。筆者認為，基本的設想是，要根據中國經濟發展的變化和社會財富分配的現實，有效提高財產稅占全部財政收入的比重，使財產稅成為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只有財產稅成為稅收的主體，社會財富的分配才能趨向公平，公眾的稅負痛苦感受才會得到緩解。（譚浩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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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胡可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