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段時間，“劉易斯拐點”又被高頻率地提起，這主要與現階段我國的勞動力供求關系和產業結構問題密切相關。但是，我國是否必然出現嚴格意義上的“劉易斯拐點”呢？

　　劉易斯的經濟學理論主要以20世紀50—70年代發展中國家的經濟發展情況為經驗事實基礎，把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過程描述為現代工業部門不斷擴張、傳統農業富余勞動力不斷被工業部門吸收的過程。傳統農業部門富余勞動力被工業部門吸收完以后，就出現了勞動力供給的所謂“劉易斯拐點”。人們對“劉易斯拐點”有一個很大的誤解——把它理解為由“勞動力過剩”向“勞動力短缺”的過渡點。實際上，它是市場均衡工資的形成點。在此以前，工業部門給予來自傳統農業部門勞動者的工資只達到維持他們基本生計的水平。工資能夠被壓低，當然與勞動力供給多有關，這正是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的低成本優勢之一。

　　然而，現在發展中國家所面臨的國內國際發展條件已經與劉易斯所處年代大不相同了。具體到我國，以下幾個因素決定了不一定出現（至少現在沒出現）嚴格意義上的“劉易斯拐點”：第一，我國有著巨大的人口和勞動力總量。一個有著9億以上勞動人口的國家會出現勞動力短缺，這基本上是一個偽命題，與“劉易斯拐點”聯系起來則更是一種誤判。難道勞動者有條件獲得市場均衡工資就是勞動力短缺了？我國現階段一些所謂的勞動力短缺現象，其實是勞動力供給結構問題。第二，我國特殊的工業化和城鎮化道路，決定了發展過程不完全是劉易斯意義上的二元經濟向一元經濟過渡。第三，我國與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面臨比劉易斯的開放經濟模型所描述的更加國際化、全球化、信息化的國際經濟環境。

　　應當看到，勞動力短缺和人口紅利消失是兩個有聯系但并不等同的概念和現象。人口紅利消失，其經濟學意義在于工資成本優勢消失，社會學意義在于人口撫養比上升。而勞動力短缺是相對于經濟結構（主要是產業結構）和經濟總量而言的。我國現階段面臨的并不是總量意義上的勞動力短缺問題，而是人口老齡化帶來的人口紅利消失問題。

　　現在，社會上放開生育政策以解決人口老齡化和勞動力短缺問題的呼聲很高。那么，鼓勵生育孩子真能解決這些問題嗎？短期看不能。放開生育政策會帶來新出生人口增加，但等他們成長為勞動力，則是20年后的事情，不僅不可能增加短期的勞動力供給，相反還會提高人口撫養比，在養老負擔之上又增加養小負擔，甚至會降低勞動人口的勞動參與率。

　　綜觀世界，沒有一個國家因為人口紅利而成為發達國家。因此，我們不必留戀低工資的人口紅利，更無須再造它。應把人口紅利消失作為倒逼機制，大力推進產業升級和結構優化。這里，必須明確幾個基本理論問題：首先，產業升級與產業結構調整相關但不相等。產業結構是指不同產業數量比例，而產業升級是指產業質量的提高。產業結構變化對產業質量可能導致三種結果：提高、不變和下降。我國現階段既需要產業結構調整，更需要產業升級。其次，產業結構問題只存在于大的經濟體，市縣鄉并不普遍存在發展現代服務業和高新技術產業問題。每個小地方只需根據要素稟賦因地制宜地發展產業，大的地區和國家的產業結構自然就是合理的，否則就會出現大、小地區的產業結構不合理趨同。第三，產業結構內生于生產要素結構，政府有效的作為空間主要在于改善要素結構，產業和產品結構的調整主要靠市場。政府加強國民教育、增加科技投入、加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就是最有效的作為。第四，所有服務業都是為實體經濟和人們生活服務的，包括金融業。我國經濟不能“未實先虛”，否則后果會很嚴重。

　　（作者為山東大學經濟研究院院長、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