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筆者赴以色列希伯來大學出席一次學術會議。會后，筆者與一名以色列青年學者閑聊，得知此人的部分巴勒斯坦研究經費是由日本外務省資助的，這頓時引起筆者的興趣。

　　通過與該學者交流，筆者了解到，日本外務省長期對中東地區智庫、非政府組織進行資助，鼓勵其開展對巴以問題等中東熱點研究。這段歷史歷史可追溯到上世紀70年代的第四次中東戰爭。當時新成立的歐佩克組織采取石油禁運措施，引發全球石油危機，高度依賴中東石油進口的日本經濟遭遇嚴重沖擊，工業生產力下降了20%以上。

　　從此，日本便開始對中東地區研究機構和社會組織進行資助。其主要目的有兩點：一方面通過設立資助項目，獲得對中東地區的一線研究成果，加深對此區域形勢的了解;另一方面也通過資助項目推動公共外交，提升該地區知識精英和公民組織對日本的好感，從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該地區沖突對于日本自身的沖擊和影響。

　　筆者由此啟發頗多。曾認為中國開展對外交流，重點在于加強他國對中國的認同和理解。從大批來華留學生，遍地開花的孔子學院，再到紐約時報廣場上的宣傳視頻，近年來我國在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也取得不錯的成效。

　　然而，這名以色列學者的經歷或許提供了另一種思路。和平發展的中國要實現與世界的良性互動和軟實力輻射，除努力宣傳自身，獲得他人理解，還可以通過別人研究別人自己的問題來實現中國軟實力的輸出。獲得他人理解與理解他人本來就是一個硬幣的兩面。如果只顧吆喝自身幸福，而不去看他人的痛苦，這既會導致對現實的忽視，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自信心理。

　　正不斷走向世界中心的中國，要重視內外兼修。我們要將對自身偉大建設成就的自信，轉化成對世界其他地區，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理解與關懷。相關機構除邀請外國人到中國來研究中國，還要選擇資助一些外國人在其本國研究自身問題，適當加強對部分國外社會組織和科研機構的支持，使其成果為我所用。

　　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推進和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理念的提出，中國對國際體系的主動塑造將日益增強。在這從被動走向主動，從邊緣走向中心的進程中，我們應有更加外向的心態，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力量。(作者是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比較政治研究所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