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0日下午，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舉行記者會，教育部部長袁貴仁說，留守兒童是國家城鎮化進程中出現的新群體，目前有約6000萬，義務教育階段有2400多萬。今年2月份國務院出臺了關于加強農村留守兒童關愛保護工作的意見，袁貴仁表示“教育部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下更大的功夫”。他說：首先，在安全上滿足留守兒童的需求。營養餐供給、交通安全優先滿足留守兒童的需求；第二，要加強對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教育，要鼓勵他們獨立、自立的精神，制止可能出現的不良行為，另外還要確保他們能夠通過電話和視頻和遠在他鄉的父母進行交流；第三，教育部門還應該做到學校要保持和家長的溝通和合作。（3月9日中國網）

　　袁部長把留守兒童問題的出現歸咎于國家城鎮化進程，這是打錯了板子，找錯了病根。找錯了病根，就會開錯藥方。開錯藥方，就治不了病。如果留守兒童問題是因為城鎮化，那么國家推動城鎮化豈不是錯誤的。實際上，城鎮化是人類發展規律，城鎮化也不必然帶來留守兒童。

　　既然留守兒童問題不是城鎮化帶來的，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準確地說，留守兒童問題是我國戶籍制度不適應城鎮化進程的需要造成的。因此，要從解決戶籍制度上找解決留守兒童的辦法。眾所周知，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嚴格限制人口流動，特別是限制農村人口進入城市，不但有嚴格的戶籍制度，更有刑法條文規定，農民私自進城者就是“流竄犯”，要受到刑事處罰。農村與城市被人為地隔離開來，有一段時間，中國曾經逆城鎮化，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成了農村人。農村人要想成為城市人，只有幾條羊腸小道，當兵提干，考大學，頂替在城里工作的父親，沒有其他路可走。

　　值得慶幸的是，改革開放給農民進城務工開辟了一條通道，推動了中國的城鎮化進程。中國目前的繁榮，億萬進城打工農民功不可沒，國家現在也承認這一點。但由于沒有與城鎮化相配套的制度改革，造成了進城務工的農民，干的是建筑工、清潔工、搬運工等工人的工作，但卻很難得到工人身份，被稱為打工者，農民工，無論他們在城里干了多少年，總成不了市民，也擺脫不了農民的身份。其根源就是戶籍制度改革落后于中國發展進程，落后于中國的城鎮化進程。因此，要解決留守兒童問題，就必須從改革戶籍制度入手，建立現代人口登記制度，實現政府以服務為主的人口管控。

　　可以說，建立現代人口登記制度，即以更好地服務于全體國民，進一步解放人這個唯一創造財富的生產力，將會釋放出不可估量的巨大創造力，極大地推動中國的城鎮化和現代化進程，將會創造出更多的財富，實現中國可持續發展，杜絕進城務工者把創造的財富浪費在回家的路上。允許國民在國內自由流動，戶隨人走，孩子隨父母走，甚至老年父母隨子女走，這都應該成為國民的自由選擇權。只要恢復遷徙自由，留守兒童問題就迎刃而解。在沒有在制度上解決戶隨人走，孩子隨父母走，甚至老年父母隨子女走的情況下，所有解決留守兒童的努力，都是南轅北轍，無的放矢。

　　人口自由流動，既符合人類發展規律，也符合市場經濟規律，也是國家城鎮化的必然要求。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解決留守兒童問題指明了方向，也為戶籍制度改革指明了方向，還為建立現代人口管理制度開辟了道路。人口是資源，因此人口如何流動由市場決定而不是政府決定，而政府要做的就是如何保障人口的自由流動，以便更好地保障市場對人口的配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