鄉村治理的核心與要義，在于鄉村社區關系的重建和生活意義的重塑，并構建新型鄉村社區關系，讓鄉村社區關系重新回到鄉村發展圖景和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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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中央發布了今年的“一號文件”《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文件提到，我國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亟待強化，提出構建鄉村治理新體系，加快推進鄉村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鄉村治理事關“美麗鄉村”“精準扶貧”“治理能力現代化”等黨和國家系列大政方針貫徹落實，事關廣大農民群眾切身利益，事關鄉村基層和諧與穩定。

　　但是，我國鄉村治理普遍面臨結構性問題：一方面，市場化、城市化和現代化進程導致鄉村碎片化，原有基于鄉緣關系的共同體、慢生活等特有的生產和生活方式被沖蝕，村集體“大家庭”的身份認同日漸式微。另一方面，快速城市化背景下，年輕人多外出打工，留守者多為老人與兒童，優勢人才外流，鄉村“空心化”現象普遍，村民很難實質性參與鄉村發展和鄉村治理。

　　真正意義上的鄉村治理與鄉村現代化，不應止于鄉村經濟增長、村容村貌改善等硬件方面，還應落腳到廣大農村各類人群的全面發展與各種需求的滿足上。

　　鄉村治理的核心與要義，在于鄉村社區關系的重建和生活意義的重塑，并構建新型鄉村社區關系，讓鄉村社區關系回到鄉村發展圖景和村民的日常生產生活場景。

　　鄉村“治理有效”的本質和關鍵，一定是以村民為主體，確立村民的主體性地位，重拾村民的鄉村文化認同。

　　村民在鄉村治理中主體性地位確立的前提與基礎，在于發自內心的文化認同感，在于各種社區（實踐）能力的切實提升。鄉村治理應從重塑鄉村文化認同、根植鄉村公共性兩方面下功夫。具體而言：一是善用“鄉村”本身的優勢資源，尤其是鄉村的社會與文化傳統；二是緊扣“治理”的基本理念，即共同參與的意愿和參與能力的提升。

　　基于“共同體”的鄉村社區文化認同感和歸屬感的建立，是鄉村治理的前提和基礎。鄉村最大優勢在于“鄉土性”，在于千絲萬縷的社會、文化尤其情感面向的粘聯性，在于幾千年傳承下來共通的社會文化認同和集體記憶。

　　近些年，“鄉土性”雖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沖擊和影響，但基本上鄉土的“根”還在，“熟人社會”的影子還在。我們需要強化村民作為“共同體”的集體認同意識和行為主體意識。

　　根植鄉村公共性，激發村民的表達和參與意愿，增強村民議事能力，是鄉村治理的本質和關鍵。鄉村治理需要在鄉村根植公共性，讓村民具備思考、表達、議事、交流和討論等素養與能力。培養這種素養與能力，一方面需要對村民開展長期的教育和培訓，另一方面需要給村民提供一定的公共平臺和媒介。

　　筆者近些年致力于開展鄉村實踐探索，利用春節假期在家鄉（鄂東某傳統村落）組織開展村民論壇、敬老、大合影及長桌宴等活動。具體做法包括：

　　以微信群、村民論壇為載體，打造表達和參與平臺。在微信群舉辦朗誦、唱歌、生日祝福、喜事分享、問題診斷等活動，激發村民表達意愿，提升村民參與能力。過年期間組織召開村里論壇，仿照城里“1+3+X”論壇形式（即1個主持人、3個主講人和臺下自由發言的聽眾），設置子女教育、打工體驗、家庭關系、留守者心聲和家鄉建設等話題，讓村民一起討論問題。

　　以村莊規劃為切入點，開展社區治理實踐。貫徹公眾參與和共同治理的基本原則，通過動員村內外部各種資源，聘請熟悉鄉村經濟、社會、文化、國土和規劃等領域的專業人員進村培訓村民，讓全村人繪制草圖，收集家戶個體需求和村集體共同需求，在共識基礎上制定村莊發展目標、戰略與策略。

　　重視傳統文化是鄉村治理不能繞過的環節。通過重拾孝道，拍攝全家福，舉辦長桌宴等加強村民情感紐帶的方式，能夠強化家庭意識和村集體認同。

　　在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導向下，有效的鄉村治理應當充分調動廣大村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引導村民提升表達、議事、交流和討論等能力，通過文化認同感的凝聚和實際行動力的錘煉，進而確立和鞏固村民作為鄉村發展和鄉村建設的主體性地位。

　　（作者為廣州大學廣州發展研究院副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