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在經歷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機之后,“金磚四國”的經濟率先回暖,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快速上升;四國的經濟互補性和相互依存度不斷提高,正成為一個具有共同愿景的全球性力量。4月15日,“金磚四國”領導人第二次正式會晤在巴西利亞舉行,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發表了題為《合作開放互利共贏》的重要講話,提出要從戰略高度明確合作方向、推動合作進程。湖南商學院大國經濟課題組近日特別邀請來自“金磚四國”的學者,就大國經濟發展的特征和發展規律,特別是“金磚四國”的經濟發展優勢、戰略模式選擇以及合作的現實基礎進行了系統研究并提出了諸多建設性的政策建議。本刊今日特摘發部分專家學者的觀點,以饗讀者。

　　歐陽峣(湖南商學院黨委書記、教授)：

　　“金磚四國”有共同的利益和愿景

　　20世紀70年代和80年代,亞洲“四小龍”經濟騰飛,當時人們都將羨慕的目光投向小的經濟體,覺得小的經濟體或小國好發展,大國的事難辦。到了20世紀90年代,中國在改革開放中發展起來了,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后,“金磚四國”“群雄競起”,中國、印度、俄羅斯和巴西四國國內生產總值(GDP)已占世界總量的14.6%,貿易額占全球貿易額的12.8%,按購買力平價計量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已超過50%。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的統計,從2006年到2008年,四國經濟平均增長率為10.7%,在世界各國中的排位居于前列。在國際金融危機中,“金磚四國”率先走出困境,國際影響力愈益增強。高盛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預言:“金磚四國”將推動2010年和2011年的世界經濟增長,而且在未來幾年對全球增長的貢獻將超過其他新興市場。

　　那么,“金磚四國”崛起的現象是否證實了大國經濟的優勢?國家規模與經濟增長應該是怎樣的關系?我認為,第一,大國和小國各有優勢,小國發展起步較快,容易找到突破口,實現快速發展;大國的經濟具有規模性、完整性,有利于經濟的協調和可持續發展。第二,大國和小國的發展是有條件的,因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而異,這其中隱藏著一些帶規律性的東西,大國經濟發展一旦提速,將釋放更大的能量,而且更加具有穩定性。“大國效應”主要體現在:國內市場潛力大、國內資源總量大、經濟規模大、產品多樣性、區域差異性、經濟完整性。而大國優勢主要源于由“大”而導致的規模經濟、差異性、多元結構和獨立系統,以及由此產生的分工優勢、互補優勢、適應性優勢和穩定性優勢。

　　作為發展中國家,四國有著共同的利益和愿景,面臨著共同的困難和挑戰,因此,協同崛起或群體性崛起是一種現實的選擇。“金磚四國”已從經濟學概念發展成新興大國的合作平臺,應該擴大和深化利益交匯點,構建新型的合作機制。

　　林躍勤（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

　　“金磚四國”的增長與轉型

　　通過積極擴大對外開放,利用外部資源和市場條件等所謂全球化紅利,加速自身發展,是全球化時代“金磚四國”趕超發展的共同特征。但同時,特別需要從大國視角來審視全球化的雙刃劍作用以及大經濟體對全球的影響,在加快經濟發展的同時應更加注重內部資源的動員和自主發展能力的培育。內需主導是大國經濟的本質特點,新興大市場特別要消除內需拉動不足的影響,因此,新興大國的經濟增長應該轉型。

　　“金磚四國”追求趕超式發展的速度、規模應當與質量、結構的提升相一致。從“金磚四國”崛起的歷程看,開放條件下新興大國的趕超和崛起進程不會是平坦的,必然會受到各種危機的沖擊。預防和化解危機的能力決定著新興大國持續穩健趕超的前景。因此,要建立起有效的外部危機預防和治理體系,以確保趕超與崛起進程能夠穩健持續地推進。新興國家受金融危機傷害程度整體上高于發達經濟體的事實說明,增長速度、經濟總量以及外匯儲備規模等不是經濟危機抵抗力的基本要素,基于創新基礎上的良好結構、質量和效率才是經濟健康有力的基本標志。為此,中國等新興大國需要加快調整過去以高代價換取高增長的增長模式,以增長質量效益和結構優化為長期發展取向,提高增長質量和國際競爭力。

　　柳思維（湖南商學院首席教授）：

　　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特征

　　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創造和形成了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這一模式正在創造世界經濟史的奇跡。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具有六個方面的本質特征:一是宏觀戰略決策的正確與三大戰略的有機結合。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的成功首先是是宏觀戰略決策的正確,并抓住機遇實施“以經濟中心主導社會發展的戰略”、“以富民為目標的分步走戰略”和“漸進式改革戰略”三大戰略,這三大戰略有機結合,形成整體合力,引導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二是經濟運行機制的市場化與宏觀調控科學化的有機結合。30年中國經濟運行的活力來自于市場化,在經濟運行市場化的同時,我國抵御了新自由主義思潮的影響,重視不斷完善市場放開后的宏觀調控。三是公有制經濟主導與經濟主體所有制結構的多元化有機結合。這既區別于西方市場經濟發達國家模式,又區別于前蘇東計劃經濟模式。多種經濟成分、多種所有制企業的相互并存,形成了市場主體的多元化,彼此平等競爭,各顯其能、發揮優勢,大大提高了市場的開放度、競爭度,有利于促進市場的繁榮和生產力的發展。四是分配方式的多樣化及效率與公平的有機結合。市場經濟是效率經濟,實行多種分配方式并存有利于提高效率,能從根本上打破傳統平均主義的分配格局。五是經濟聯系的開放性與獨立自主的有機結合。中國經濟發展模式成功的一個重要特征是具有中國特色的開放性經濟將國際國內市場融為一體,以全球思維推進國際化,以獨立自主的大國姿態參與全球化。六是市場經濟發展的活力與社會大局的穩定相結合。改革開放中在認真總結建國以來民主政治實施經驗與教訓基礎上,我國基本構筑了既促進市場活力不斷發展,又保持社會大局穩定的活而不亂的現代政治體制。

　　誠然,中國經濟發展模式還不完善,還沒有完全定型,仍然處于探索之中。我們要重視這一模式成長中的問題,通過加強制度創新,努力完善中國經濟的大國發展模式。

　　魯斯特姆·盧列耶夫（俄羅斯聯邦政府經濟大學教授）：

　　注重以創新為導向的發展

　　近年來,由于普京內閣實施了一系列旨在加快經濟發展的新經濟政策,并著力于轉變發展模式和創立經濟社會長期發展的理念,俄羅斯已扭轉了長達十年的頹勢,開始由恢復型經濟轉向發展型經濟,成為世界第七大經濟體。俄羅斯在勞動生產率、人力資本發展指數、研發人員數、專利數等指標上的國際優勢表明,實施以創新為導向的發展路徑是實現大國復興的可行選擇。

　　俄羅斯的大國復興有幾個方面的優勢:其一,自然資源十分豐富,種類多,儲量大,已探明的資源儲量約占世界資源總量的21%,居世界首位。其二,經濟社會發展水平較高。通過推行市場化改革等新經濟政策,俄羅斯基本擺脫了轉型衰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逐步提高。俄羅斯人類發展指數在177個國家和地區中居第67位,領先于巴西(70位)、中國(81位)和印度(128位)。其三,較強的科技創新能力。俄羅斯繼承了前蘇聯70%的科技潛力,具有較強的科技實力。

　　俄羅斯的經濟發展也面臨重要問題:第一,自蘇聯解體后,人口數量下降較快,人口問題亟待解決。第二,因社會不平等和地區差異導致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日益嚴重。第三,過分依賴原材料的出口,機械制造業的發展滯后。第四,教育不平等導致人力資本存量存在差異,從而產生收入差距,反過來又會造成人們受教育的機會不平等。

　　桑托士·班大（印度德里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教授）：

　　直面經濟發展的現實挑戰

　　印度的經濟發展主要分為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管制和許可證時代(1950年至1980年)。印度采取類似于前蘇聯模式的社會主義模式,該模式導致了全面的進口替代,強調重工業化和國有企業的發展。導致公共部門迅速增加,私營企業數量少且被高度管制,以及龐大的官僚體系。印度這一階段的經濟增長率只有為3.5%,51%的人口生活在貧困之中。但與此同時,國家加大了對工程和管理機構的投資,使高等教育獲得了較好發展。

　　第二階段:變革之風階段(1980年至1991年)。這一時期,某些產業的許可證制度被取消,技術進口管制被放開,進口方面的數量管制被關稅所取代。但因缺乏財政審慎政策,政府對壓力集團的巨額補貼所導致的巨大財政赤字,以及海灣戰爭引發的油價上漲,使印度發生了嚴重的國際收支危機。在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要求下,印度開始實施一攬子改革。

　　第三階段:自由化和改革階段(1991年至今)。政府開始著手進行一系列的改革,比如:產業政策自由化、貿易政策自由化、放寬對外國直接投資的準入門檻、金融部門改革、公共部門私有化、財政監管。印度的改革不是以大爆炸方式進行的,它是循序漸進的。漸進式改革有效地帶動了經濟增長,增強了經濟能力,使得印度經濟在全球金融危機的浪潮中表現良好。預計到2011年,印度的經濟增長率將達到9%。

　　印度經濟崛起也面臨一些挑戰,如貧困和不平等問題較嚴重,基礎設施亟待改善,素質教育有待加強,勞動部門急需改革及腐敗等問題。盡管如此,印度具有實現大國崛起的良好基礎,主要體現在:印度銀行受到良好監管并且資本充足率較高、強勁的國內需求、大量的新興中產階級、人口紅利等。發揮大國優勢，特別是強勁的國內需求，通過經濟改革，印度經濟將加速發展。

　　羅伯托·杜馬斯·達馬斯(巴西BBA銀行首席經濟學家)：

　　增強產品和服務的競爭力

　　巴西經濟發展可分為四個時期:產業深化時期(1945年-1964年);經濟奇跡時期(1964年-1980年);失落的十年(1980年-1994年);平穩發展時期(1994年至今)。

　　20世紀80年代,受外債危機、經濟衰退和高通脹率的困擾,巴西政府對經濟和社會發展戰略及政策進行了以穩定經濟和降低通脹率為主要目標的改革。20世紀90年代,政府仍堅持把經濟和社會改革作為主要任務,實施了有效的政策,如1992年實施的國企私有化,1994年實施穩定匯率政策以有效抑制通脹,1999年后進行合理的債務管理。雖然實施50余年的替代進口發展戰略在當時的國內經濟現實和國際歷史背景下促進了巴西經濟的長足發展。但上世紀90年代,在替代進口發展戰略時期所實施的各項保護政策已無法使企業在競爭激烈的國際市場中生存和發展,唯一出路是利用本國自然資源優勢,增加產品出口。1999年巴西實施了出口導向型發展戰略,制定了地區出口戰略和出口產品戰略,將出口作為經濟發展的支柱。一系列的改革提高了巴西整體經濟實力,增強了巴西的產品和服務在國際市場的競爭力。同時,巴西的社會發展也在加快,其人類發展指數在“金磚四國”中與俄羅斯同居首位。

　　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面前,巴西的經濟恢復速度比發達國家要快。主要原因在于,巴西國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60%,是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而且銀行資金充足以及資源價格的上升,這是得益于巴西的市場規模和潛力。

　　易先忠（湖南商學院區域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博士）：

　　實現“金磚四國”的協同崛起

　　“金磚四國”根據各自的資源和產業優勢,形成了不同的發展模式,使其經貿合作具有較大的互補性和發展空間。這主要體現在,巴西擁有發達的農牧業,且工業各部門發展比較全面,其中石化、礦業、鋼鐵、汽車等較發達,民用支線飛機制造和生物燃料產業處于世界領先地位。巴西還擁有富裕的鋁、銅及鋅等礦產資源,被稱為世界的原料生產國。俄羅斯有強大的航天產業和軍事工業,具有豐富的石油天然氣和煤炭資源。有“世界辦公室”之稱的印度擁有較為發達的計算機、軟件產業,以信息技術為基礎的服務業占其經濟總量的一半以上。中國擁有雄厚的資金基礎,豐富的勞動力資源,不斷優化的投資環境和不斷升級的貿易結構。“金磚四國”雖然在部分產品上存在競爭關系,但因為資源、市場、政策體制方面的不同,四國在出口貿易結構、貿易品的技術層次方面存在較大差異,經貿互補性較好,相互間的合作潛力巨大,具有實現協同崛起的貿易經濟基礎。

　　近年來“金磚四國”加強合作,四國間貿易額大幅增長,2008年達1500億美元,但仍小于四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貿易量,并且四國之間的進出口產品品種比較少,經貿合作仍存在著較大發展空間。通過鼓勵四國間的相互投資、加強信息建設和戰略性合作等措施,可以加大經貿合作力度、豐富合作內涵、拓寬合作領域、創新合作方式、增強合作實效,實現協同崛起。

（責任編輯：侯彥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