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有一次發生了一件類似笑話的事就可以說明這一點。幾個年輕的蘇聯專家(記得他們是從鞍鋼來的)到了北京，在城市中心游逛。他們出示小紅本后就進了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所在地——中南海。他們問清毛澤東的住處后，向警衛人員出示了小紅本，說他們想同毛澤東聊一聊。毛澤東最后接見了他們。后來我是從中國人那里知道此事的。當我找到這些專家談話時，他們回答說：“怎么也未料到毛親自見了我們”，“在談話中，我們只是想知道他生活如何”。
本文摘自《百年潮》2007年第11期 《聽阿爾希波夫談中蘇關系》一文 本文有刪節
阿爾希波夫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斯大林任命的在華總顧問，從1950年到1958年在中國工作了8年。我同阿爾希波夫第一次接觸是在1955年夏。當時李富春副總理率中國政府代表團去蘇聯商談中國第二個五年計劃草案，阿爾希波夫負責安排李富春和中國代表團的活動。我當時為李富春當翻譯，同阿爾希波夫接觸較多。特別是有一段時間李富春身體不適，搬到莫斯科郊區原斯大林的別墅休息，阿爾希波夫更是經常去看望，關懷備至。
1957年我調到中央辦公廳翻譯組工作以后，在中央領導同志會見蘇聯同志的場合下時常見到阿爾希波夫。1958年，阿爾希波夫奉調回國，此后直到“文化大革命”我一直沒有聽到他的消息。
1984年冬，我已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正陪同20多位人大常委到四川、湖北視察。剛到重慶，當地人大的同志告訴我，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打來電話叫我立即返京，陳云有事找我。我當天就回到北京，第二天到陳云住所。陳云對我說。阿爾希波夫將要訪華，他希望會會老朋友。陳云要見他，所以要我談談他的情況。我說，中蘇關系惡化以來，阿爾希波夫從未發表過反華言論，最近又主動來華訪問，顯然是為了改善中蘇關系，了解中共領導人的看法。陳云問了有關蘇聯的情況，我就談了自己了解的一些情況。第二天我又趕回重慶。但人大常委已結束在重慶的視察活動，乘船沿長江而下，途經宜昌赴武漢去了。于是我搭乘客輪趕到宜昌，同人大常委一同乘車去武漢。剛到武漢。當地的同志說彭真請我立即返京。于是我又連夜乘火車回到北京。彭真也是為了會見阿爾希波夫做準備，找我了解情況，并叫我出席了他和阿爾希波夫的會見。
1984年以后，阿爾希波夫多次訪華，有些活動我參加了，但同他沒有深談。阿爾希波夫在中蘇，關系正常化和進一步改善方面做了大量工作。蘇聯解體后，阿爾希波夫當選為俄中友好協會名譽主席，多次訪問中國。他每次訪華我都參加一些活動o 1996年5月阿爾希波夫應邀再次訪華，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授予他“人民友好使者”的稱號，并慶祝他89歲華誕。我出席了這個隆重的儀式。隨后又陪他到大連，接受大連市長授予他的“大連市榮譽市民”的稱號。
1995年夏，我受鄧小平的女兒毛毛的委托，到莫斯科有關檔案館查找20世紀20年代鄧小平在蘇聯學習期間的檔案材料。蘇聯解體后各檔案館的檔案都公開了，在俄羅斯駐華大使羅高壽和俄外交部的協助下，我們找到了不少材料。
在莫斯科逗留期間，我多次去看望阿爾希波夫。我請他回顧了中蘇關系發展中的一些問題，特別是他如何看待中蘇關系惡化的原因。在他的同意下，我作了記錄，有幾次談話還錄了音。以下是阿爾希波夫的談話記錄：
20世紀50年代末、60年代期間，蘇聯同中國的關系惡化后，我的處境相當險惡。赫魯曉夫不信任我，我是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但是有些會議卻不讓我參加。當時我主管同亞洲國家的經濟合作，同這些國家的關系密切，他們又不能不用我。勃列日涅夫時期我的處境好一些，因為在30年代，我同他在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一起工作，我向他建議采取積極態度改善蘇中關系，他既不贊同，也不否定。后來發生了珍寶島事件，蘇中關系正常化當時已無可能。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逝世后，安德羅波夫繼任，我向他建議改善蘇中關系，他肯定了我的意見，但可惜不久他也逝世了。1984年2月契爾年科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他接受了我的建議，決定派我訪華，以了解中國對蘇中關系正�；目捶ú⑼苿与p方關系的改善。蘇聯外交部照會中國外交部說，阿爾希波夫希望作為蘇聯大使的客人訪華。中國外交部回答說，阿爾希波夫是中國的老朋友，歡迎他以蘇聯部長會議第一副主席的身份率領蘇聯政府代表團訪華。
聽到這個消息我喜出望外，中國同志沒有忘記我這個老朋友。同年12月，我終于再次來到闊別已久的北京，會見了我的老朋友陳云、彭真、萬里、薄一波，同姚依林副總理進行了正式會談，簽訂了一系列經濟合作協議，為蘇中關系正�；~出了一大步，特別是同老朋友的會見，更加堅定了我對改善兩國關系的信心。戈爾巴喬夫當政后，兩國關系有了進一步的改善。
（責任編輯：侯彥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