娃哈哈的接班人宗馥莉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讓其備感頭疼的是要花費太多精力去“跟(地方)政府打交道”，“我覺得政府需要面對我們這一代，我們這一代永遠不可能像我老爸那一代一樣”。當媒體問及“難道要把企業整個搬到國外去嗎？”宗馥莉反問：“為什么我以后不可能搬出去呢？”

　　相信宗馥莉此言應是一時不慎。娃哈哈的產業基地在國內，渠道和原材料甚至消費市場都在國內，宗馥莉想要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并不會如她說得那么輕松。

　　但隨著第一代民營企業家逐步淡出舞臺，類似宗馥莉這樣的接班人正走上前臺。他們大抵有著優良的海外教育背景，以現代企業的標準來運營企業。和父輩們相比，他們對政府關系的處理不夠圓滑，因為年輕，他們也尚未感受到故土難離的情懷，因此考慮把企業搬到國外去是很自然的想法。

　　但宗馥莉們可以這么想，政府卻不能端著架子觀望。要留住這些旗幟性的民企，政府需要從現在做起，真正做到服務企業，讓利于民，營造公平的市場環境。

　　萬通地產董事長馮侖曾經撰文分析說，今天絕大部分民營企業最擔心的是，政府的手越來越長，越來越忙，社會輿論在道德上丑化民營企業和“有錢人”。

　　要消除這些隱憂，建立服務型政府乃當務之急。政府需要進一步厘清政府與市場的邊界，將市場能夠解決的盡快交還給市場。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政府大包大攬的行為要停止，規則和制度的建立應該放到第一位。政府應該更多地扮演裁判員甚至服務員的角色，為企業的運營保駕護航，保證他們的合法利益不受侵害，有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

　　其次要正視企業家的產權和私人財產問題。民營企業家最擔心的問題莫過于財富的安全，如何消除他們的不安全感，切實保護他們的合法財產的安全，是政府需要直面的問題。

　　再一個是要正視國企和民企的市場競爭問題。國企和民企的生存環境不同，民營企業稅負過重，獲得銀行支持困難，法律體系中對待民企國企的雙重標準，這些均是民營企業家的困擾。因此，要讓民營企業能夠留下，就應該消除這些差別，讓民企和國企站在同一條起跑線上。當然，從民企自身來說，萬科董事會主席王石曾經說過，需要他們用手投票，而不是用腳投票。就是說，要踏實干好自己的工作，把企業做大做強，為中國經濟的發展“搭把手”。不要把曾經獲益良多的故土視為虎口狼窩。

　　所以，留下不留下，并不僅僅是企業家個人的選擇，而是在拷問政府，到底用什么樣的投資環境把企業家留下，到底怎么做才能消除他們的不安全感。光靠輿論壓力和道德綁架只能留住一時，完善的體制和公平的投資環境，才是能讓他們留下不走的真正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