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中國經濟網編者按：2月3日，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鄭東華在《經濟日報》發文《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促進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融合發展》，論述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需要融合發展，優勢互補，文章有刪減。今日，作者授權中國經濟網理論頻道刊發原文，詳情如下。
黨的十九大重申了“兩個毫不動搖”、必須堅持和完善我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和分配制度，作出了“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力”的重大論斷，這對于促進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從并行發展轉化為融合發展、共進共退、優勢互補具有重要意義，對于炒作“國進民退”或“國退民進”的個別言論也具有正本清源的積極作用。
一、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
（一）基本經濟制度關系我國的社會性質。基本經濟制度，就是國家依據社會性質及基本國情，通過法律對社會經濟秩序中生產資料歸誰所有，即生產資料所有制做出明確規定的經濟制度。實行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是我們黨確立的一項大政方針，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和重要支柱。我國憲法第六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國家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因此，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關系鞏固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支柱，是堅持和發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經濟密鑰，也是遵守和敬畏憲法、全面依法治國的重要內容。
（二）基本經濟制度取決于我國生產力發展水平。基本經濟制度屬于生產關系范疇，取決于生產力的發展階段和水平。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首次提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還處于初級階段；黨的十三大報告系統闡述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黨的十九大報告重申了我國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判斷，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我國社會主要矛盾的變化，沒有改變我們對我國社會主義所處歷史階段的判斷，我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在這一階段，基本經濟制度把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有機統一起來，在生產發展和社會財富增長的基礎上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促進人的全面發展，這是生產關系適應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
（三）基本經濟制度筑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國有經濟和集體經濟是我國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兩種主要形式。隨著改革開放以來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經濟的迅速發展，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既有市場競爭又有業務合作，形成了既對立又統一的矛盾統一體，共同構成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矛盾的同一性決定了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之間和諧共生的關系，雙方通過交叉持股、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進一步深化合作，共同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發展做貢獻。與此相對應，國有、集體等公有制企業，個體、私營等非公有制企業，以及公有制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相互交叉持股形成的混合所有制企業，構成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微觀主體，遵循價值規律和供求規律，并在國家政策引導、法律約束下開展經濟活動，通過價格杠桿和競爭機制，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因此，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內容，缺少其中任何一方基本經濟制度都不完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根基就會動搖。
二、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
（一）公有制經濟要保持主體地位。基本經濟制度中，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是同一矛盾的不同方面。其中，公有制經濟處于主體地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決定著矛盾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非公有制經濟處于從屬地位，是矛盾的次要方面，制約著矛盾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因此，既不能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和主導作用，也不能超越歷史階段否定非公有制的存在和發展。同時，公有制主體地位是歷史形成的，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經過長期的革命斗爭和社會主義改造確立起來的，成為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物質基礎，為國家建設、國防安全、人民生活改善做出了突出貢獻。黨的十八大以來，國資監管部門堅持國有企業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地位不動搖，堅持把國有企業做強做優做大不動搖，推動國有企業不斷發展壯大。截至2016年底，全國國有企業（不含金融、文化國有企業）資產總額達到154.9萬億元，比2012年底增長了73.1%，上繳稅費總額約占全國稅收收入的1/3，增加值貢獻約占全國GDP的1/7。中央企業貫徹落實“走出去”戰略，積極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和國際產能合作，目前境外資產規模超過6萬億元，分布在全球185個國家和地區，境外投資額約占我國非金融類對外直接投資總額的60%，對外承包工程營業額約占我國對外承包工程營業總額的60%，境外業務逐步由能源、礦產資源開發拓展到高鐵、核電、特高壓電網建設運營等領域，大幅提升了我國的國際話語權和“中國模式”的影響力。
（二）公有制經濟更注重質的提高。國有企業是我國先進生產力、國家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的代表，堅持公有制主體地位，既體現在國有經濟、集體經濟以及混合所有制經濟中的公有制經濟成份在社會經濟總量中占優勢，更要體現在質的提高上。黨的十八大以來，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新形勢，國有企業牢牢把握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深入開展瘦身健體、提質增效，積極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化解過剩產能，處置“僵尸企業”，有力促進了國有經濟的轉型升級，國有經濟的活力、控制力、影響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不斷增強。2017年進入《財富》世界500強的中國企業115家，其中國有企業82家，且排名大幅上升；進入全球品牌價值500強的中國企業55家，其中國有企業37家；進入中國企業500強的國有企業274家，占比54.8%，營業收入占比71.83%，資產占比86.19%，凈利潤占比71.76%，納稅占比85.87%。從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經濟建設看，盡管有過一些挫折，但我國生產力發展速度遠比資本主義國家要快，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創造了連續40年高速增長的世界奇跡，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蘇東演變后非公有制經濟占主體地位的俄羅斯停滯衰退的近30年形成了鮮明對比。
（三）公有制經濟應有進有退。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無論是公有制經濟還是非公有制經濟，其經營發展都不是一成不變的，每個企業都有自己的發展方向和行業選擇。近年來，國有經濟布局結構調整深入推進，國有企業改革不斷深化，國有資本有進有退、有所為有所不為，逐漸從一般競爭性領域減少或退出，更多地向關系國家安全和國民經濟命脈的重要行業和關鍵領域集中。國務院國資委成立以來，中央企業數量從196家調整到目前的97家，資產從分散在幾十個行業逐步集中到軍工、電信、民航、能源等領域，目前占比達90%以上，并在部分領域取得了一批具有世界先進水平的標志性重大科技創新成果，如2017年天舟一號貨運飛船飛行任務圓滿成功、國產航母下水、國產大飛機試飛成功，彰顯了國之重器的實力與擔當。同時，中央企業認真履行政治責任、經濟責任、社會責任，在貫徹落實國家宏觀調控政策、實施國家重大戰略、支持國防現代化建設、保障能源資源安全、維護社會安全穩定，以及環境保護、節能減排、提速降費、精準扶貧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是壯大國家綜合實力、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同時，國有企業投資基礎設施、支持環境治理、履行社會責任，也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發展環境和更多的發展機遇。
三、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
（一）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的政策不斷加強。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3月民建、工商聯界委員聯組會上提出了“三個沒有變”，在十九大報告中又重申了“兩個毫不動搖”，并就鼓勵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作出新的重大論斷，這對非公有制經濟的發展來說是一個新的歷史機遇。黨的十五大把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確立為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黨的十六大提出毫不動搖地鞏固和發展公有制經濟，毫不動搖地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黨的十八大進一步提出保證各種所有制經濟依法平等使用生產要素、公平參與市場競爭、同等受到法律保護。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都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都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公有制經濟財產權不可侵犯，非公有制經濟財產權同樣不可侵犯。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提出健全以公平為核心原則的產權保護制度，加強對各種所有制經濟組織和自然人財產權的保護，清理有違公平的法律法規條款。黨的十八屆五中全會強調鼓勵民營企業依法進入更多領域，引入非國有資本參與國有企業改革，更好激發非公有制經濟活力和創造力。可見，黨和國家對非公有制經濟發展鼓勵、支持和引導的政策是一貫的，并且是不斷加強的。
（二）非公有制經濟同樣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作出“兩個決不會”的科學論斷，指出“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系，在它的物質存在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強調了生產力對生產關系的決定作用。我們黨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和引導非公有制經濟發展，正是體現了對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發展這一規律的科學認識。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長期以來，我國非公有制經濟快速發展，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截至2017年6月，我國非公有制經濟稅收貢獻超過50%，國民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對外直接投資均超過60%，高新技術企業占比超過70%，城鎮就業超過80%，對新增就業貢獻達到90%，已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力量和重要基礎。
（三）對非公有制經濟進行必要的引導。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對各類市場主體的經營發展都提出了更高要求。為此，必須改變企業片面追求規模擴張、過分強調市場競爭、忽視產業合理布局的粗放型發展模式，推動經濟發展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簡單追求速度轉向堅持質量第一、效益優先，從微觀層面不斷提高企業的產品和服務質量，提高企業經營效益。在這種形勢下，國家通過投資審批、行業政策、環保標準、市場監管等手段，既推動了國有經濟轉型升級，也引導民營企業依法合規誠信經營、注重資源環境保護、加強安全生產管理、切實履行社會責任，塑造民營企業境內境外發展的良好形象。
四、促進公有制經濟和非公有制經濟融合發展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國有資本、集體資本、非公有資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這是黨的經濟理論的重要創新，是對基本經濟制度的進一步完善，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非公有資本投資主體可通過出資入股、收購股權、認購可轉債、股權置換等多種方式，參與國有企業改制重組或國有控股上市公司增資擴股以及企業經營管理，同時，國有資本也可以多種方式入股非國有企業。通過積極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可以推動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優勢互補、融合發展，共享資金、渠道、人才、品牌等資源，變競爭為合作，化風險為機遇，揚雙方之長而避其短，從而增強企業活力、國際競爭力和抗風險能力，更有條件培育出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貫徹中央要求，近幾年國資監管部門積極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試點，截至2016年底，中央企業混合所有制企業戶數占比為68%，上市公司的資產、營業收入和利潤總額在中央企業整體占比分別達到61.3%、62.8%和76.2%。其中，中國聯通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處于行業領先地位、與公司具有協同效應的大型互聯網公司、垂直行業領先公司、具備雄厚實力的產業集團和金融企業、國內領先的產業基金等戰略投資者，包括阿里巴巴、騰訊、京東等民營企業，與非公有制企業實現了優勢互補、融合發展，是中央企業集團層面開展混合所有制試點的有益探索。當前，一大批民營企業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華為、吉利、騰訊、蘇寧等20多家民營企業進入了世界500強，在國內市場和國際市場都積聚了強大實力，為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實現強強聯合、發展較高層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提供了良好條件。可以預見，混合所有制改革將會持續推進，混合所有制企業將會不斷增多，混合所有制經濟將會逐步壯大。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通過混合所有制的形式也將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共進共退，共贏共損，共同為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國際競爭力做出貢獻。
總的來看，無論在理論上還是在實踐中，公有制經濟與非公有制經濟都是有機統一、相輔相成、和諧共處、融合發展的關系，而不是相互排斥、相互抵消的關系。個別人故意曲解誤讀黨的政策，總是以西方標準衡量我國的國有企業，宣揚“國有產權不清晰”、“國有企業壟斷”、“國有企業與民爭利”、“國進民退”等種種言論，無非是以私有化理論為基礎，否定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否定基本經濟制度，削弱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和政治基礎，這是我們必須要警惕的。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基本政策已明確，關鍵是細則，成敗也在細則。要吸取過去國企改革經驗和教訓，不能在一片改革聲浪中把國有資產變成謀取暴利的機會。”改革必須堅持正確方向，既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而是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這是對基本經濟制度最好的堅持和完善。（國務院國資委研究中心副主任 鄭東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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